走近新诗之初，从本心讲我更想成为一个诗人。可是，后来一系列偶然与巧合的因素，却改变了我的命运方向，让我搞起了诗歌批评的行当。也许有人会说，这恐怕是圆不了诗人之梦、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吧。其实，我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有不甘。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清楚，新诗批评同样是一项高难度的精神作业，它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唯有那些既深谙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又兼具渊博、厚实、深邃的学养，更需耐得住经常面临劳而无功困境的寂寞者，方可真正入其堂奥，不少人从诗人到诗学研究者角色的转换，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为新诗的发展尽着自己的责任。

虽然，新诗研究之路是冷清而充满困惑的，与诗结缘，让我不谙世故，难以企及八面玲珑的成熟；同时，研究对象本身的纷繁复杂，学术风气的无常多变，经济大潮的冲击与挤压，加上研究瓶颈的不时阻碍，也曾造成学术信念之舟的几度飘摇。但是，与诗结缘更让我的心灵单纯年轻，不被尘俗的喧嚣烦恼所扰，何况能够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言说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所以，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多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因而一直无怨无悔；并且，多年的熏染与浸淫，写诗、读诗、品诗、评诗，早已成了我生存的基本方式和安身立命之本。

作为一名老师，我一直以为，学问之道寂寞而漫长，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它必须靠一代一代学者不断的传承和接力。在这条路上，任何人都只能以断代的方式加入、丰富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而无法独立地走向永恒。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些年我特别重视学生的培养，每逢看到学生获得一点新的成绩，出版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获得一个奖，乃至提出一个观点，我都比自己取得什么新的成绩更加高兴。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愈发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老话,没有学生的延伸和支撑,任何一个教师的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从1998年成为研究生导师,到今天，我已经指导了50多位硕士生，25位博士生，2位博士后。我在指导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时，这些年已经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博士生入学之际，头脑中已从对方的学识结构、专业积累、兴趣特长和整个学科的实际出发，基本上有了他日后毕业论文选题方向的大致轮廓；同时，对所有的研究生的选题也一个整体的规划。比如：

分段研究的有吴井泉的《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董秀丽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宋宝伟的《新世纪诗歌研究》、李洁的《21世纪女性诗歌研究》；

有不同时段的流派研究，如叶红的《生成与走势：新月诗派研究》、刘波的《“第三代”诗歌论》、邵波的《“中间代”诗歌研究》、柴高洁的《二十世纪50-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研究》；

有中外关系研究，如马永波的《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范丽娟的《穿越时空的对话：中英浪漫主义诗学比较研究》、常金秋的《普希金与中国新诗》；

有主题学和类型研究，如卢桢的《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于倩的《<诗刊>（1957-1964）研究》、薛媛元的《上帝与缪斯共舞：基督性与中国现代新诗》、周军的《新文学写作背景下的旧体诗研究（1017-1927）》、侯平的《八十年代歌词研究——以大陆为中心》、邱志武的《1976-2006：现实主义诗歌研究》、白杰的《1976-1990：中国新诗选本的“历史重述”》、刘慧的《当代大陆儿童诗研究（1949-2018）》。

还有理论问题的研究，如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崔修建的《1978―2008：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研究》、柴华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研究》、杨亮的《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研究》、白晨阳的《朦胧诗批评的批评》。

它们大体上覆盖了中国新诗历史的不同时段和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在学问之路上我一直是和学生一同成长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农民父母那儿承继来的坚韧，时时提醒我，“你只是城市里的一个‘农夫’，除了种植、侍弄自己的庄稼之外，一无所长”，正是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我才总能敦促自己沉下心来，慢慢地放牧那些文字，经营学术研究的“菜地”，因为那是我的精神空间，是我活命的家园，是我生命的根。

从农民父母那儿承继来的本分，更让我从小就学会了感恩和感谢，我越来越清楚：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能够从学术旅途上一路畅达地走过来，决非仅仅凭靠自己的毅力、经验和拼劲儿，在巍峨的学术山峰面前，它们显然远远不够。是那些相识或不曾谋面的师友的提点与“搀扶”，我才变得艰辛而快乐，跨越一个又一个障碍，拥得了些许鼓励的鲜花和掌声，因此我一直对他们心存感激。在我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袁可嘉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先生，台湾《联合报》的痖弦先生，上海作家协会的辛笛先生，武汉大学的陆耀东先生，首都师范大学的吴思敬先生，中国作家协会的叶延滨先生，华南师范大学的刘纳先生，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锦池先生，南开大学的乔以钢先生等许多师友，都曾经给过我关心和帮助。在此，对那些帮助过我的师友们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尤其要感谢先后授业于我的田仲济、吕家乡和龙泉明三位恩师，如果说我今天在学业上还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那完全是因为得益于他们的教诲。田仲济先生丰硕学术业绩的激励，吕家乡先生无私给予和学术风骨的熏染，龙泉明先生的渊博、厚重和宽容，为我支撑起一片自由、阔大的学术天空，三位先生的为人为学之道，足以使我受用终身。

在此，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今天莅临会议的各位老师、朋友和学生。各位师友或则放弃别处的会议，或则牺牲了与家人团聚度假的机会，从四面八方甚至从海外赶来这里，为我的诗学思想研究把脉，我是非常地感动、感激。我特别要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承办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校友会、文学院、科研处和学术理论研究部有关的领导、老师。哈尔滨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是我学术生命的根，和最初出发的地方，从1979年开始我在这里读书，之后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我最好的年华和最美的梦想，都是和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诸位在我的母校，研讨我的诗学思想，我的心里有高兴和感激，但更多的是惭愧与不安，因为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我对新诗、对母校做得还都很不够。套用我弟子的一句话，“振亚何德何能，竟然如此惊扰大家”，谢谢你们啦，谢谢。我期待着师友们的交流、对话特别是批评和提醒，你们所有的意见和建议，都将是对我学术方向新的启示和导引，都将是我一笔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会认真仔细地收藏、品味、消化。并且，我愿意在未来的岁月中，在诗学研究和学生培养两方面再努力工作，以不愧对各位专家、师友的厚爱。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本文根据罗振亚“百年汉语新诗批评与罗振亚诗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