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人文是重知，重理，重人，中国的人文则重意，重情，重文，意、情、文都与人的主观相连，所以中国文化始终有张扬个体的维度。” 近日，在由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场“文艺评论的中国立场与中国气派”系列学术讲座上，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以“中国人的人文传统与艺术追求”为题，追根溯源，深入剖析了中国的人文传统和艺术审美特质，并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追寻当下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精神底色。

在当下流行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时时可以听到“人文”、“人文精神”、“人文传统”等词语。人文意识可说已经深入人心。究竟何谓人文？东西方的人文传统有何不同？人文精神如何贯穿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植根传统人文追求的中国艺术样式又有何独特之处？在讲座上，汪涌豪从“人文”一词的缘起和流变出发，在美与丑的分疏、虚与实的拿捏、巧与拙的判断、动与静的掌握、浓与淡的选择、形与神的追求等六个方面举例探讨了中西人文的不同精髓和表现。

他介绍，从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西方人文学说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以现世、今生和属人的生活来对抗来世属灵的生活。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很悠久浓重的人文色彩。《周易》里便提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观察人文，以诗书礼乐教导人，所以中国的人文一开始就和中国的传统经典有关，指向的是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

在今天，再次认真讨论“人文”的含义，自然有其意义。因为人文处理的是日常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们多谈现实，不谈价值。但是，人怎么可以不谈价值？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但生命中虚性的延展，精神的延展是无限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处理的就是精神延长的问题。我们今天讲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并不是一种外来的要求，而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当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关口的时候，人自身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了，我们不得不考虑，人如何安顿自己，这就是一个人文的问题。”他表示。

在对“人”的理解上，东西方有很大不同。汪涌豪介绍，西方重视个体，中国重视群体，“在西方的语境中，如果没有特别指出，人都是单数的人，没有复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西方重视个体，强调人是集理智、意志、情感于一体的独立个体，充分尊重个性的差异，个体的需求，个体的全面发挥，强调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而我们讲到人，往往是指人群，人民，都是一些宏大的词语，宏大的叙述。两物相杂谓之文，中国人重视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认为，世界是由人群构成的，所以处在群体中的人应该尊重群体，强调关系，希望通过推己及人这种共性的弘扬，来达成整体的和谐。所以，《释名》云：汇集众彩以成锦绣，汇集众字以成词宜。钱穆也说：‘一经一纬，而织成了人群相处的文采，也可以说即是世网。’人群相处的文采是人群相处的礼仪道德，接应之道”。

对“人”的理解不同，东西方人文精神便产生了差异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所长。“东西方的人文精神都是关于灵魂的教育，都追求德行的力量，都在赞美道德有道德的芬芳，但它们毕竟出于不同地域，源于不同文化，东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有着不同的体现。西方讲究理性，是重视实践的知识论，表现为追求知识的纯粹性、客观性、普遍性，甚至于公众性，明示性，知识可以为一切人所了解，所有正常人都可以习而得之。他们重视的是客观真理，而不推崇主观意见。所以，林语堂说过，西方有很多专门知识，而欠近于人情的知识。而中国恰恰有富于人情的知识。”汪涌豪说。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主义的缺点日渐显现，西方文明一家独大现象不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点。汪涌豪介绍：“中国的人文传统注重乐天知命的入世情怀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推崇纯粹的知识，认为心为身本，意为心本，强调主体有把握客体的能力。本着天地人合一、人与艺术相交融的哲学观，本着人为天地之心的主体生命意识，本着崇尚德性、尊重群体、热衷伦际、强调关系的价值追求，中国人的艺术创造因此具有特别的人文性，在世界各民族艺术创作中独树一帜。”

据悉，本次讲座是“文艺评论的中国立场与中国气派”系列学术讲座的首讲。此后，复旦大学教授陆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谭帆、《上海文化》杂志社主编吴亮还将继续从中华审美理想、中国文艺批评精神和当代文艺批评的问题意识出发，深度阐述中华文化精神的起源，探索中华传统文化对文艺评论活动的意义，并针对当前文艺评论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呼吁当代文艺评论回归本土文化立场，树立文艺评论者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