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持《飞天》杂志“大学生诗苑”的老编辑张书绅老师，默默地走了，平静而从容。他生前遗嘱不开追悼会，不惊动别人，丧事办得低调而简单。可是当他逝世的噩耗传出来之后，诗坛上的哀思和追忆浪潮却经久不息，许多当年的大学生诗人，都在不约而同地以各种方式怀念他。

    张老师逝世的消息，是黑龙江的诗人姜红伟先生告诉我的。我怀念张老师，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个好编辑。媒体无论大小，毕竟都是由人来办的。编辑的工作作风，代表了媒体的社会形象。一个好编辑或曰一群好编辑，是一家媒体的脸面。比如张书绅老师，尽管他一直低调、恬淡，甚至默默无闻，离开工作岗位后又隐居在西北兰州，可是许多读者和作者，还是把他的名字与《飞天》“大学生诗苑”永远联系在一起。

    张老师的良好编风，我深有体会。我是1988年开始在他主持的《飞天》“大学生诗苑”发表作品的，当时署名是“高新昌”。隔着近30 年的岁月风烟回望，那段美丽忧伤的难忘青春，还在西北、在兰州、在东岗西路、在那本迷人的杂志上，闪烁着鲜明而温暖的光芒。

    “《飞天》有位张书绅，育草浇花恁认真……”这是我当年写给张老师的一组七律的开头。想到“大学生诗苑”，首先就想到既遥远又亲近、既陌生又熟悉的张老师。他的眼睛不好，却还是坚持每稿必复。要知道那是上世纪的80年代啊！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纯用手写回复全国各地雪片一样飞来的投稿，这样的工作负荷，对他这样的视力不好的人来说，仅仅用责任心来形容还是稍显太理性太冷静了，这其实是一种燃烧的生命热情，是一种圣洁的奉献襟怀，是深深的挚爱和浓浓的情分。

    我因为工作几经变动，住所也几次迁移，很多资料包括张老师当年的回信都找不到了，现在不能马上回忆起他在信中指导我的更多、更详细的细节，但我很难忘每每收到他回信时的兴奋和欢喜。我不停地给他写信，也不断收到他的鼓励和指点。我向他倾诉，向他抱怨，像是面对远方的一位亲人一样。

    一个好编辑首先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有一颗燃烧的心。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温暖，传递梦想，传递光芒，显示出越来越璀璨的生命华彩。

    记得张老师除了负责“大学生诗苑”的编辑，还负责“诗词之页”这个栏目。我因为张老师的缘故，除了对“大学生诗苑”的喜爱，也很喜欢“诗词之页”。这也影响了我至今与某些同龄诗友迥然不同的创作兴趣和欣赏习惯——写新诗，也写旧体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坛上还有一部分人对旧体诗词的创作不甚了解。当年在《诗刊》杂志组织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一位著名老诗人从病床上写来的信，中心话题就是反对当代人进行旧体诗的创作，可见偏见是如何之深。而在距离兰州千里之外的河北大学，感受着张老师的欣赏和鼓励，我的心里是何其温暖啊。

    张老师当时在《飞天》发表我的旧体诗，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知音般的感觉，更是给我打开了另一个诗歌世界的艺术之窗。他对我的旧体诗写作耐心辅导，甚至细心到指点我投稿的小技巧。记得他在某封回信中告诉我：“旧体诗有人用现代诗韵，也有人用平水韵。如果给别的报刊投稿时投寄的是用现代诗韵的作品，一定在题目旁边注明‘现代诗韵’，这样就可以避免编辑审稿时误以为出韵。”

    我在中国文化报从事编辑工作多年，张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好编辑的一个标杆。他的认真负责，他的热情善良，他的才学识力，都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为我划出了人格的底线。因了张老师等等《飞天》编辑们的薪火相传，《飞天》的“大学生诗苑”办得虎虎生风，生气蓬勃。这里不是高帽横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而是开满各种鲜花的春天的原野。这里不是一条喧哗嘈杂的小溪流，而是各种声音激情碰撞的浩瀚波涛。即使一个编辑的名气再大，个人创作再红火，也没有权把所有的作者和读者都“编辑”成一种腔调、一副面目、一套招数。现在某些诗歌报刊之所以内部花红柳绿、哥们义气，外部却门庭冷落读者稀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大学生诗苑”这种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包容兼容的良好编风。 

    1989年的第一期《飞天》“大学生诗苑”用我的诗歌《现在回答北岛》打头。我在那首诗中说：“告诉你吧，北岛，我要相信……”之所以当年那样一个孤僻、固执、寂寞的我，还愿意呼喊“相信”二字，正是因为像张老师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编辑，让我深切地体味到了人性中的美好和真诚。

     一个成功的媒体，需要有好编辑来支持。一个好编辑，首先需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好人，需要有一颗燃烧的心。当那颗心停止了跳动，那个人无声无息地走了，但是他留下的火焰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