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无法解释的，但并非不可理解。

诗是韵律的语言——并不是语言加上一种韵律（像歌曲）或仅仅是言语的韵律（这种所有语言共有的特性，包括散文）。

韵律是一种差异与相似的关系：此声音不同于彼声音，但此声音相似于彼声音。

韵律是原始的隐喻，它包容了其余的一切。它说明：承继是重复，可时间已面目全非。

诗，无论是抒情性的、史诗性的、还是戏剧性的，都是承继和重复的，有如日历上的一个日子和一种仪式。“事件”也是一首诗（戏剧）和一种仪式（节目），但它缺少一个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韵律——瞬间的再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贡戈拉诗作的十一音节，还有维多夫罗的《阿尔塔佐》的奏鸣曲，阿加门农牺牲伊菲革涅亚，塞希斯孟多发现他做梦时睁着双眼。但“事件”仅发生一次。

要理解一首诗的涵义，首先是倾听这首诗。

词语经过我们的耳朵出现在我们面前，倾听一首诗是用我们的耳朵看这首诗。

在美国，诗人在大庭广众前朗诵自己的诗作已成为一种时髦。但这种实践却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真正听诗的能力已是一门失传了的艺术。另外，现代诗人是耍笔杆的，所以他们只是“自己感情的低级演员”。未来的诗将是口头的。演讲机与诗人的听众之间的合作，将成为收听信息并加以综合的艺术。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每次阅读诗集时所做的吗？

当我们阅读或是倾听一首诗时，我们并没有嗅到、尝到、或触摸到词语，所有这些感觉都只是内心的意象。

为了体验一首诗，我们必须理解它；而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把它变成一种回声、一片阴影，把它变成无。理解是一种心智的运用。

杜尚说：由于三维的物体投下的是一个平面的阴影，我们能够想象那未知的四维的物体，它投下的阴影就是我们。可对我充满吸引力的是寻找一个没有任何投影的一维物体。

每一个读者都是另一个诗人，每一首诗都是另一首诗。

尽管诗始终在变化，但它并没有发展。

在我们日常的话语中，一句话是下一句话的铺垫；它是处于开头和结尾间的一环。可在一首诗中，第一行诗包含着最后一行诗，而最后一行诗又唤起着第一行诗。诗是我们反抗直线的时间——反抗发展的唯一手段。

作家的道德力量并不在他处理的题材或是阐述的论点中，而是在他对语言的运用中。

在诗中，技巧是道德力量的另一个名字：它不是对于词语的操纵，而是一种激情，一种苦行。

伪诗人说的是他自己，可又几乎总是以别人的名义。真诗人当他与自己交谈时，他就是在对别人说话。

“开放型”作品与“封闭型”作品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封闭的诗要最终完成需要读者介入来破译它；而开放的诗，则至少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结构：一个起点，或就像佛教徒所说的，一个冥思的“支点”。在第一种情况里，读者开放了这首诗；在第二种情况里，读者完成了这首诗，封闭了它。

一页空白的纸或一页全是标点符号而别无其他的纸，就像是一个没有鸟的鸟笼。真正开放型的作品是闭上门的：读者，把门打开，让鸟——诗出来。

启开一首诗，寻找这却发现那——永远不会是我们原先曾期待的。

诗，无论是开放型的，还是封闭型的，都要写诗的诗人死去，读诗的诗人诞生。

诗是一场与涵义相对的永恒之战。这方面有两种极端：或者诗包含所有的涵义，它是所有涵义的涵义；或者诗拒绝有任何涵义的语言。现代马拉梅是尝试写第一类诗的代表，而达达主义则是第二类诗的代表。一种超出语言的语言或是运用语言工具去摧毁语言。

达达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它相信：语言的废弃将是诗人的胜利。超现实主义宣告了语言凌驾于诗人之上的最高原则。年轻诗人有责任去取消创造者与读者的界线，从而发现说话者与听众的交汇点。这一点就是语言的灵魂。

完成尼采的作品，尽可能地否定一切。在这条路地终点，等待我们的是游戏：节日，作品的尽善尽美，它瞬间的显现和消亡。

尽可能地否定一切，冥思等待着我们：语言失去具象，归于透明。

佛教给予我们的是关系的终结，辨证的摒弃——这种静默不是语言的消亡，而是语言的简化。

诗必须刺激读者；逼着他去倾听——倾听他自己。

诗的活动源于因词语低效产生的绝望，归于对沉默的无限威力的认可。

一个人唯有感受了摧毁语言或创造另一种语言的诱惑，体验了无涵义的魅力，体验了无法表达的涵义的同样可怕的魅力之后，他方成为一个诗人。

在喊叫与沉默之间，在所有涵义的涵义与涵义的空寂之间，诗出现了。这细细的词语之流述说的是什么呢？它说：它要说的一切，都非沉默与喊叫已说的。而一旦把这说出，骚动与沉默就终止了。这是一个脆弱的胜利，它永远受到威胁，这威胁来自空洞的词语，来自表达“无”的沉默。

相信一首诗的不朽就是相信语言的不朽。可我们必须屈从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语言有生有死；任何涵义都会有一天不再具有涵义。但这终止本身不就是涵义的涵义吗？我们必须屈从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神谕的胜利：诗就像德国油画中那些象征死亡的胜利的裸体女性。肉体堕落而树起的壮丽的活纪念碑。

诗与数学是语言的两极。超出了这两极那就是无——非语言可表述的王国；在它们之间的是广阔但却有极限的言语王国。

诗人倾心与沉默，却又只能求助于话语。

神谕植根在先于话语的沉默——一种语言的预感。神谕后的沉默则基于一种语言——那是一种密码式的沉默。诗是这两种沉默之间的轨迹——存在于表达的欲望和融合了欲望及话语的沉默之间。

（本文选自帕斯《帕斯选集》,作家出版社/2006-7赵振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