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

在中国，普希金不仅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而且也称得上是知名度最高的西方诗人之一，在“中俄文字之交”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论者认为，“说他的创作已经融入了中国新文学创作的血脉，一点不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早在1908年，鲁迅以令飞为笔名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章重点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其中便有普希金，“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在文章中再次确认了别林斯基的观点，为中国读者接受普希金提出了一个引导性的意见。

考察“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这位皮肤黝黑的俄罗斯人的影子，而在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发现普希金的中国传人，在这些诗人中，有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曾对普希金进行过认真的学习，有的则在诗歌精神、观念和风格上受到过启迪，其中不乏一些能够标示诗歌时代转折的大诗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穆旦、北岛、舒婷等。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普希金这个名字便与俄罗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提及那一片广袤的土地也就会极其自然地想到普希金。

今日俄罗斯，各类书店的售货员，只要一见到异乡来客，十有八九都会向他（她）推荐民族诗人普希金。据说，曾有一位中国学者到俄罗斯访学，在大街上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护照遭到了警察的盘问。而在盘问的过程中，当这位学者告诉警察，他是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并当场向后者背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歌。这一举动不仅解除了这名警察的敌意，而且还使他们交上了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希金的诗歌成了这位学者在俄罗斯自由通行的护照。

如今，历史的脚步已经踏进了二十一世纪，那么，十九世纪的普希金还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除了文学史的意义，普希金这个名字还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阅读普希金，或者说普希金的诗歌在什么层面上与我们当代的生活发生关系呢？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十九世纪的普希金来感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对美的敏感。这里也可分出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一，普希金对艺术形式的探究。文学的发展并不按照进化论的原则，美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定性。阅读普希金的诗歌，读者就会发现，它们有着繁复多样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丰富的内容大多被置放在一个个美丽的形式中，朴素鲜活的语言、和谐的韵律、悦耳的节奏、生动的比喻、深刻的象征，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庸常的现实以浪漫主义的光芒。其二，他艺术地看待生活的态度。无论是面对大自然的灾难，还是日常生活的挫折，抑或是异性的拒绝，诗人都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和一双充满发现的眼睛，因此总是能够激发无尽的想象力，满怀欣喜地去摄取其中的养料，甚至能够在否定的现象中挖掘肯定的因素，然后，运用自己发达的理性去梳理它们，乃至最终选择个性化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感受。

其次则是他自觉的知识分子良知。普希金在履行自己的审美使命的同时，从来不曾忘却自己的道德使命，他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俄罗斯人对俄罗斯民族所应承担的责任。诗人崇尚公平、正义等理念，并且把它们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对沙皇暴政。他在坚持这些理念时，感到了自信和力量，为此，诗人对普通俄罗斯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普希金以他一生的创作和经历告诉我们，在缺乏诗意的社会中，做一名诗人是光荣的。

再次则跟人本身有关。阅读普希金，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诗人创作中始终洋溢着的人道主义理想，它们最大程度地凸现了诗人博大的爱心，体现了他对人的情感世界的重视。众所周知，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爱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爱情，这两个动人的字眼，在普希金的诗歌辞典里，称得上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固然，他的不少抒情诗都是献给那些激发过自己灵感的异性的，其中有着对温柔的渴望、对青春的赞美、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绝望的咀嚼、对爱的欢乐与忧伤的流露、情欲与精神的冲突，等等；令人惊叹的是，如此丰富的篇章，却绝少有雷同的表现。这一切，由于诗人天性的纯洁而感人至深。不过，看待普希金笔下的“爱情”，我们不能停止于偏狭的理解，正如稍后于他的莱蒙托夫所说，那是一种“奇异的爱”，它常常包括友谊和同情的成分，蕴藏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也因此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诗人只活了短短的38岁，但他毕生都在肯定生命的价值，抗击生存虚无主义的侵扰。1836年年末，他在《哦，不，我并不厌倦生活》这首据称是最后的诗篇中还说道，为了生活中的好奇心，为了“想象中亲切的幻梦”，为了温存的感受，为了所有的情感，应该热爱生活、渴望生活。尽管诗人不断遭受到命运的打击，他在创作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及死亡、痛苦、孤独、绝望、悲伤等主题；然而，他都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将它们内化为新的力量，在诗意的层面上加以提升，从负面的现象中找到正面的因素，使之成为“明亮的忧伤”“痛楚的甜蜜”“绝望背后的希望”“死亡之后的新生”，这些都非常贴近我们当代人的行为选择，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生观，它们体现了一个古典诗人超前的现代意识。

1834年，果戈理曾经预言，像普希金这样的俄国人，两百年才能出一个。但是，两百年即将过去，俄国似乎也还不曾有新的普希金诞生，它再次说明了这位俄罗斯诗人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

汪剑钊，诗人、翻译家、批评家、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