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俗世生活和超现实幻象，是上海迷人的两面，丁丽英八十年代末成名，早年诗歌带着幻美的光晕，有奇异的吸引力；新世纪以来则趋于自我限制，在空间内布置想象的家居。此种转变，亦可视为“突围”，即，写诗是肉身的、烟火气的，是随物赋形，一定时刻，便不再依靠青春的颤栗发展迭起的节奏，而转入人事的轨道，于叹喟处松弛下来，语气之时髦、老练，直抵“现代”的腹心。

终于练就一身草上飞，不粘地，

对于围城，能够既不进也不出。（《晚霞》）

此“突围”，可以说承传四十年代沪上钱（钟书）、张（爱玲）二氏的文脉：一旦瞩目于“现代”，便发现脆弱、敏感，远不足以表达“当下性”伦理——它要求书写面对（至少不回避）悖谬的当代处境，将“写”作为人之行动的一部分。语言形式上，也因自我矫正而犹疑、冲突，不断发明，求表情达意，期望经验与诗协商和解。萧开愚谈到丁诗“词不达意的观感”，我想，一方面出于想象物的游移——这是她八十年代就拿手的本领，犹如“玉生烟”；另一方面，如《晚霞》，则由思虑的转折造成，恰似“珠有泪”，沿着旁逸斜出的巷道逛进另一场心事。此二者，在丁诗中占据近乎玄妙的比例，灵活避开了自恋或浅俗，渐趋自然。

寻找呼吸一样迅逝的内心，

水母似的塑料袋漂在河面上。（《夜晚慢跑》）

水中人随水流而居，难免沾染丝丝腥气，丁诗止于忧郁，避谈痛苦，因此安居乐业。在一份访谈中，丁丽英谈及毕肖普师授的叙事手法。其实从她的四首物象诗——《小小的恶事》《蜻蜓》（1998），《猫头鹰》（2006），以及《海鸥》（2011）——即可看到外来的影响如何转化为汉语的老辣，简要来说，丁诗不强求风景的玄学，但勘探景物与心事的地理，传递神情。九十年代兴起的“叙事性”潮流曾帮助一代诗人打开诗歌的日常维度，以个人时间诉诸历史，取消过往的语言神话。两相对比，丁丽英新世纪以来的写作其实朝向另一个方面，她不怀旧，也不过多地往未来张望，而坚守“心事”之于当代经验的个体意义，于是，线性时间转变为互相冲突的矢量，聚焦于矛盾的当下。丁诗以想象力投射本地经验，随物赋形，这也意味着读者必须把握诗意的突转、叹息。她的抒情并非叙述型的，而近于低声的咕哝：

大段时光已被割掉新世纪的头十年，

碎屑也掉进这静止的流动，无法掌控。

鸟雀打着冷颤发表历史学的见解，

此起彼落，无意义划分了时空。（《晚霞》）

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黑暗，

难道他真的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不变的风景》）

这首诗落款称“读维特根斯坦全集有感”，这里，与其说质疑维氏的遗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不如说借“不变的风景”投射自己的困惑：从迷失于琐碎的嫦娥女士（“收割青春收割爱，/不过是莫须有的幻觉。”），到“手感爽快”地触摸已过去的事物，当下的“黑暗”恰如围城，“既不进也不出”，未尝不是一种和解。

尽管丁丽英近期的诗歌并不存在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我以为，此种对“心事”的偏爱依然是女性的。“临街的窗口”作为内外空间相接触的敏感面，透视的，是平庸的当代生活，诗人侧身而站，仿佛看风景，却时时瞥向旁侧的阴影与暧昧，想个人的心事。她对主流的、普遍的同代情绪相对疏离，从自身的苦恼出发，以景物充当感性的形式（或者说“情绪的地标”），发展出一种缓慢的智性的语调。

这种观察角度或许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女性诗歌对“内在性”的自觉追求。不难发现，其时女性诗歌存在一个共享的“室内”空间，它或者以私密物什自明于内部，或者透过隐秘的通道探触室外：

怎样的普遍身世，怎样陈旧的光

从门缝照进来。

            （《去寻找扬州的玛格丽特》）

建立独立的女性主体，是八十年代女性诗歌共同的主题。“室外”意味着某种男性的、统摄性的力量，而“室内”，则是女小姐们主权的场所，是泵出主体意识的心脏。九十年代以来，此分明的空间界限逐渐模糊，女性主题内化到纠缠、笼统的伦理观察当中。从“校园女诗人”，到今天更多以小说家名世，即便诗人的身份更加隐晦（或者说，更加“内在”），丁丽英的写作也从未中断。在她这里，“内在性”逐渐转变为一种隐蔽而包容的观察角度，反讽而不油滑，有洞见但不声张，它并非一针见血，而具有层层累积的人世的厚实感，带着妇人的神情。正如周瓒从翟永明诗歌中提取出的位置：“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心事”乃包容万物的菩提宇宙，丁丽英将自我隐藏在俗世中，使抒情的声音缓缓地流出来，细瘦，有人事的百转千回。

我停滞在某一疼痛的瞬间，

触觉的幻相即将熄灭。

不再焦虑，也不再期于平静。

站在临街的窗口，如同站在

寂寞的岗亭，监视着道路。

每当车辆驶过，身体便微微地颤动。（《停滞》）

我曾长久地为《停滞》感动。这种生涩的、一步一顿的推进仿佛某种如鲠在喉的自述，“疼痛的瞬间”恰似格致的对象，而完满的自性即将在此“停滞”中呈现。平庸是丁诗的抒情背景与源发机制，写诗则意味着选择，意味着在平庸中仍保持“良好生活”的激情。当诗人自信“不再焦虑，也不再期于平静”，我们看到一种安居乐业的可能：对于丁丽英在内的许多诗人，他们拒绝高蹈于世俗角色（包括女性角色）之上，而深谙一种最低限度的现实，将现世的修行凝结为诗的修为。伍尔夫评论勃朗特姐妹：“她们都感到需要某种比语言或行动更强大的象征，来揭示人性中沉睡的巨大激情。”此“微微地颤动”，或许正因限制而强大、而平静。

2017.6  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