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诗本来是以主流文学的形式存在的，可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诗越来越被边缘化，别说写诗的人，现在读诗的人也寥寥了，这种现象在欧美，市场经济发展十分成熟的国家尚不多见，而在中国这种现象异常普遍，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历来是一个以诗与艺术著称的民族，人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会存在功利主义思想，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如果太浓厚，则会物欲横流，迷失那个本真的自我。有时也想，这样也许才可以让诗更纯粹，因为无利可图，所以喜欢她的才不致于都是些附庸风雅者。
       有人会问我：“诗能带来什么？我说：“诗不能带来什么，她和实用科学不一样，不可能让你短暂的时间内便腰缠万贯，富贵及身。 可是我们再想：如果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了诗，将会是什么样子？这只是卷首的话，然后步入正题。 关于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细细推敲，基本都能自圆其说，自成一家，至于个人观点，我认为：诗起源于上古祭祀。人作为个体意识的萌芽，是在私有制以一种经济形态确立之后。民众个体意识稍开，但对于科学还缺乏认识，周围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还明辨不清楚，解释不明白，于是他们便把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名之曰“神”，同时也产生了“巫”与祖先崇拜。我们来看这个“巫”字，它本身是个象形字，上下两横代表天与地，中间的一竖代表连结沟通之意，谁能沟通天地呢，只有两边的人，这种人便是“巫”。巫在祭祀天地与祖先时，要表演特定的动作，这种特殊而相对固定的动作，我倾向认为是“艺术”的萌芽，后来逐渐定型为“傩戏”。在表演祭祀仪式的同时，巫口中常常会念念有词，或简洁明了，或人不知所云，这种口中咏诵，口头相传的语句便是诗作为文学主流形式的起源。我还进一步大胆推测最初的文学便是一种“祭祀文学”，从《尚书•牧誓》到《诗经•颂篇》以及后来的祭文祭诗，都可以为我这种论断提供可支持性的论据，在此不做拓展。上面是我为个人观点诗起源于“上古祭祀说”的论述，对于一些诗家或诗学理论研究者的其他观点，我表示尊重，并愿意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他们商榷。 
        我们接着谈，诗成型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成型于尧舜时代为上限到成型于《诗经》产生之后的春秋时期为下限，我粗略估计一下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在这个区间内的诸多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诗成型于周初“采诗制度”的确立。关于采诗制度的记载，见《汉书·艺文志》上面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这段文言近乎白话，不难理解，那么采诗的作用就是周王用来“观风俗，知得失、自己考察政治优劣的一项亲民措施，采诗官在当时属于诗歌的记录者，国家民意的调查者以及新闻记者。 同时在《食货志》里又提到：“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於天子。”在这段话中，最关键的两个字是“音律”，音律的出现这就标志着，诗的创作已经不仅仅只是顺口溜式的胡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讲求诗歌本身的“音乐美”、“建筑美”与“思想美”。同时我还认为，采诗制度在中央层级以组织形式出现，从以前民间凌乱松散又无规范的创作到国家有组织又集中式的宣导与采献，这是质的变化，不仅仅只体现在一种制度的出现而是从一个侧面导证出，当时民间的“写诗”、“爱诗”，“读诗”的状况不亚于今天流行歌曲的热度。音律的出现、民间的流行、国家的重视，诗歌的记录这四点都体现在“采诗制度”的出现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采诗制度”的确立是诗成型的标志性事件的几个原因。我们去读《诗经》，《蒹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朦胧美；《硕鼠》中“三岁贯汝，莫我肯顾“的疾苦声；《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雪雨霏霏”的感叹声；《击鼓》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宣言；等等都是通过采诗制度留下的妇孺皆知的名篇。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了一首关于采诗官的诗词，与大家一起感悟:
采诗官
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
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氏，
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
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
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
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扆常端默，
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
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
君之门兮九重闭。
君耳唯闻堂上言，
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
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
先向歌诗求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