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的时候，受一位叔叔的委托，我到北京替他打理生意。不知是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还是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总之，生意做得勉勉强强。坚持了将近一年，看看血本尚能跟叔叔交差，只好打道回府，安安分分地谋一份事情做做。现在想想，假如当年的生意不错，大约我如今还在帝都，应该算不得低端人口吧！
彼时的北京，商品房尚未向外地人敞开，房价并不高，城市规模比现在小得多。我当时办公住宿的地方在海淀区知春路19号，已经觉着很偏僻了，屋后就是棚户区。而当时的海淀区委党校校园外边就是农田。北京人的收入与别的城市居民收入，没有太大的区别，倒是比广州深圳低了不少。和我们有生意往来的北京人，偶尔流露出对我这个外地青年的羡慕之情。有几位有北京户口的老乡，还忙着张罗联系一些生意，希望从里边分得一杯羹。
当时的北京，并不歧视外地人，报纸上也只是要求外来人员需办理暂住证，绝没有要强行驱离的意思。我是在办公区居住，自然没有人查户口，所以我连暂住证也没有办理。当时，家在海淀棚户区的小黄，失了地，又没文化，只好在我们公司找了一份比较低端的工作—蹬板车送货。
屈指一算，已有20多个年头没有再去过北京了，若不是近期的大兴火灾，以及幼儿园虐童和驱赶所谓低端人口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尘封多年的记忆，不会轻易就从脑海里清晰地闪现出来。
不能武断地就把某一类人定义为低端人口！如果上溯若干年，把别人定义为低端人口的人的父辈祖辈，恐怕也在低端人口之列吧！大城市要有包容性，在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完善城市管理职能，而不是把出现的问题都归责于“低端人口”。据报道，有相当多的非洲裔滞留广州，广州市并没有因此大乱，相反，只要政府合理地疏导，或许，他们还能够弥补我们在某些领域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