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7年诗歌选粹》（北岳文艺出版社，即出）

这一年冬天，似比往年来得更加严酷。寒潮屡次来袭，必有生活的艰辛，以及愈发切身的痛感和屈辱，此地此境，是寻求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可能，以凝聚起来的言说与行动，去抵御遗忘、野蛮，还是加紧步伐，力争早点儿挤进利维坦那热乎却也晦暗的巨胃，这已不是油腻的伪问题。不论如何，即使再强劲，寒潮也无碍于以诗为名的热闹。一如往年，各种型号的沙龙、论坛、评奖和发布会，从未间断过对时间、地点、人物的宣传。其中，少不了资本与文化权力吃相难看的合作，幸而，尚有不浮泛于握手与碰杯的实业，仍在坚持细究写作的实绩和可能，论说在我们的时代诗歌何谓、诗人何为，并能持以由衷的赞美之心，从攘攘市声中听出杰出者的低音，褒奖那些来路坚实，有情有义的优异。热闹的，还有为数众多（与其他文学品类的专门平台相比）的诗歌公众号，诗的形貌，使它相较于旁的文体，更适合手机屏幕的局促，而在讲求性价比的眼下，读一首诗要付出的代价，确也不值得太痛惜，当然，长诗免谈。能被网络加速度称许并暂记的，常是抖落机灵的段子，和通俗讨巧的姿态，类似思维下产生的诗样东西，先是一再降低新诗的准入标准，继而啸聚为本地文学风尚的一种。

这风尚，亦是诗法的套路与惯性，或早有之，它常误用“口语”“民间”的概念，坚信自己“接地气”，且把诗绪的直寻，误解为不求诗艺。爱此风尚的作者们，拼命克制升华的意向，执意将日常生活炮制成毫无透视效果的平面图或千层饼，佐以密度疏松，少有提炼的大白话。他们或把生活转述成满是故事与事故的戏剧，或在认定生命空虚、人事庸俗之后，紧抓小伤痛小确幸，为之挥泪，为之反复感慨：于是，这风尚下量产的分行商品，虽愿意声称自身的质量，来自对世俗万千的熊抱，事实上却常以浮皮潦草的私人体验，对生活做本质化的预设，与狭隘的处置。不少诗海中的弄潮儿，或更乐道于如何写好一只狗被杀的过程，却没有理解“其鸣也哀”的耐心与修养。围绕诗如何“及物”，似已讨论得过多，过多，即意味着话题之所向，可能失去因地制宜的针对性。何不谈谈当代诗如何“及心”？况且，今日中国，仍不时发生超乎认知的事变，现实的速度，甚或连小说家的虚构都追不及；同理，对诗人而言，想象的限度，与认知的温度，皆难以绕过这坚硬的国情，就算已把表面与多样复制粘贴，紧接着便可能是突发的新变，把已然遮盖。诗，能否透过即逝去勘探某种“共在”？

作者的意志，倘若只被封闭的自哀与随机的经历所感发，任词语被现象界裹挟，就常会写出荒芜的文本，行间内里难以容有他人，也不会私藏具体可观的当代。此外，另一种由来已久的风尚，是先找到与众生对立的存在（它们带有酷烈的灾变特征），以否定对立面为轴心来展开诗意。事后的美学检讨与伦理重估尚未发生前，否定式的写作，有政治正确为之注入底气，平行时空中的异见者、犹豫者和旁观者，则常因表面无所为，而被评判为隔岸的冷漠之人。但如诗史所示：广义上的否定式书写，并不都等同于持续地向此刻掘进，且对未来有思量的批判式言说，后者尚须心性蜕变与诗法练达。按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定义，否定的诗学“并不依据诗可能显现的任何肯定的特征，而是依据诗与某种别的东西的差异或偏离。诗由它剧烈反对的东西构成，因此依赖的正是诗要对其作出反应的疏离的现实”。否性的诗学，因逻辑上易于操作，加之颇多美学上的前鉴，如今仍占一席之地，随之就常有对否定的偏用：或抽象地反对所谓压抑着自由意志的各种他者，与妨害着至纯至美的各种外界；或自命公民，异常急躁粗浅地为社会热点事件分行。发生这情形，如今也实属情理中。

必须声明的是，此处绝对无意怀疑相关人士热心现世主题的迫切，而纠正不平的诗性正义，以及写作者的仁勇，仍为此刻所亟待，并值得感佩。若不保守，且以相对积极的目光去看待否定诗学的风尚，便会见出其纷繁内部，自在着可生长的冲击性和可能性，这种情况，除说明否定诗学命力不减，也反衬出肯定式书写的乏力。即便已故大诗人昌耀多年前就曾以崇高的口吻声称：“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但写爱，实在远难于写恨，一着不慎，就可能失之僭越与轻浮，结果将不比肥皂剧、鸡汤文高明太多。实践肯定诗学的书写中，那些坏的文本，它们的基调往往是强制感动与刻意煽情；与之相应，秉持否定诗学的言说中，那些坏的文本，基调则常是宣泄式的愤怒与摆烂式的孤怨。愤青常有，愤怒中年亦是近来的中国特色，虽倦于青春期荷尔蒙浓重的自由主义，但年岁增长并不必然造就智慧，实情是愤怒常将杰出过的头脑诱入叫嚣抵制、意淫战争的民族主义，与以强人崇拜、政治怀旧为奠基的“国家祭台”。生于斯，总有“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之怒，但为说出更多，为记得更深，“诗可以怨”须弃置谩骂和嚎啕。

上述对近年新诗的粗见，亦是编辑本年选的前提。工作始于今年十月，故而眼光流转于去年九月以来的网络平台与纸刊。身处阅读与纸张渐远的数码纪元，编印好一份文学期刊，变得更加困难。这不是说用于出刊的人力心力不好聚合，也不是追念1980年代众多文学杂志的广泛受众。焦点所在，实则是一份文学期刊能否寻求到它存在的理由，要紧的评断准则有三：一，是否会为未来留下笃定的记忆，即它是否独具慧眼，能把同时代的真佳作辨认出来；二，是否敢于承受有趣的意外，即它是否勇气非凡，能发见以自身可能性去冒犯时尚和惯性的新作；三，是否属于众声喧哗的当代，即它是否敏感异常，能介入周遭亟待回应的公私话题。倘若以这三点，严格考量如今的文学期刊，不论体制内外，除少数确有底气者，想必，其中的大多数，不过随月度季度的迁变，心不在焉地用密麻麻的名姓（得兼顾明星效应与地方交际），把同样心不在焉设定出来的各个栏目填满就好，结果便是与时俱进地速朽下去，有负纳税人或订阅者，更因浪费纸张而有背环保主义，这眼下极为必要的政治正确。文学期刊如何存在，终归决胜于编辑者有着怎样的现实感、行动力、美学素养和整体策略。

诗歌年选，不过是文学期刊的一种延宕变体，而非别具特异的年终总结。年选编者要做出的一次性选择，仰仗于诗歌编辑在旧年持续做出的判断。因此，此处要特别感念那些深有见地的诗歌编辑，他们当中，有人本就是实绩不容忽视的诗人或批评家，便常能以寻求知音的渴念、反观自我的谦逊和对诗歌伦理的信守，去创出实诚的话题，使诗歌的好故事，不至于草草中断。好的编辑，充当着诗人与读者间的信使，而他们各自的发见，终将在和而不同的相协间，汇聚成关乎写作基准的公信力。感谢师友赐稿，各位诗人的慷慨，最终促成本集。北岳版诗歌年选有一个标配，即在诗后附上简评，今年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感谢参与这次诗歌点评的杨碧薇，李海鹏，万冲，马贵，苏晗，肖炜，付邦与张媛媛，诸位先进，出生于1990年代前后，正在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学诗和写诗，各有进入文本的路数，他们以细读的方式，对诗人前辈或同代人进行造访，最终，使不同的诗歌知识和语言观念，以及彼此殊异的心性，能在漠然的偏见远多于共识的今天，得以相遇，并试图交互出“诗可以群”式的回响，他们的工作让年选成了动态的文学现场。感谢本集责编王朝军先生的信任与耐心。

2017年11月27日 北京 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