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少了。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笑了笑说：“诗歌不是消费的文体……”

　　说这话的是北大教授洪子诚，时间是5月16日晚饭后，地点在闽西北的旅游区泰宁县华大宾馆。

　　我们坐着聊天，话题从诗人范方开始。这位文学史家说，真的对不起，如果这次没来，真不知范方的诗写得这么好，也不知有个“三明诗群”。他说，范方的诗歌，比有些居于高位的、名气很大的诗人的诗，优秀得多(第二天，他在“海峡两岸范方作品研讨会”上，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

　　优秀的诗人怎么会被埋没了呢？洪教授说，去年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评了三个桂冠诗人：一个是季羡林，令人尊敬的学者；一个是高占祥，说他是优秀官员，会相信。第三位？对不起，真的想不起是谁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第三位是台湾百岁诗人李国彝，她是“世界模范母亲、世界诗人文化大会会长”。新华社报道：“桂冠诗人的称号在诗学界被认为是最崇高的荣誉，只有诗力深厚的诗人才有资格获得。”

　　68岁的洪教授说：“被埋没的原因是多种的，出名也是。文学史的写作就是不断挖掘、发现、淘汰的过程。”

　　这位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是广东揭阳人。他1961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人合写过《中国当代新诗史》。“先锋诗”难懂，他就开设了“当代先锋诗歌解读课”，将课堂讨论的录音整理成　书：《在北大课堂读诗》。可以说，他是自讨苦吃的诗歌读者。但是，他说：“阅读是一个产生想法的过程，是不断发现的过程。”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读书、写作成了休闲方式。只是希望诗集薄一些，可以一握而读。

　　《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发行一万册，数量不少了，但读起来真苦，我以为洪教授习惯于学术化。谁知他说：“一个优秀的诗人，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讲的是平民化，而且主张：“诗要多样化，诗人要发现自己的不同。”

　　多样了又能怎样？我记得诗人胡续冬、王璞曾以《东方早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他：读诗的人少了，诗歌还有什么用？

　　洪教授回答说：“诗歌与‘流行’，与‘时尚’，与公众性消费无关，它注定是一种边缘的‘小圈子’现象。但是，它的‘文化功能’，它存在的意义、价值，也正是基于这种‘边缘性’。对自身的‘边缘性’的自觉，有可能更执着地维护对人类精神性生活的信仰，‘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在混杂无序中寻找秩序，在失望中寻找得救’，因而获得发掘新的体验、新的感性的‘空间’，包括对不断陷入时尚化的语言保持批判态度的敏感。”

　　这个观点，在范方诗歌作品研讨会上是这样展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创作的转型，诗人和生命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发现，绝对的职业诗人越来越少，大陆写诗的人中，官员、商人、教师都有，诗歌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有一定地位，但已不是全部的地位。另外，对诗歌的崇拜也已下降，诗歌在许多诗人那里变成一种技艺，一种语言的技艺。诗对过去的那种“承担”已经削弱，在许多诗人那里，诗歌已经变成语言的游戏，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

　　因此，在谈到范方诗歌对传统诗歌的继承时，这位头发花白的北大学者发问：“古典和传统不是抽象的，我们每个诗人如何发现自己心目中的古典？”

　　由稀少的古典谈到了大众消费的网络。洪教授说，作为一种工具，网络当然好，以前的诗人大都因地域而成群，有了网络，就能因诗观相近而成群。但是网络也是可怕的，他说：“原创被复制，以致淹没。”

　　但是，说到底：“诗是文学的精英”，“诗向会人吟”，“诗歌不是消费的文体”。那么，当诗缺少知音，缺少掌声，诗人还能保持精神的操守、保持诗的纯粹吗？

　　附记一笔：

　　洪子诚夫妇都是教授，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和孩子，还是在13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读书、写作的。

　　　　　　　　　　　　　　　　　　　2006.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