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诗人、《乡愁》作者余光中于2017年12月14日病逝，享年90岁。王家新认为，余光中的艺术追求，可称为现代汉诗的“新古典主义”，不仅浸透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乡愁，也为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新质和新的可能。

台湾作家杨渡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余光中所代表的是1949年以后迁徙到台湾的年轻世代，他们经历过战争，他们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后来在台湾读了高中、大学，在大学的时代他开始文学创作，他们的诗歌文化中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对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叛逆和创新。到台湾以后他们的诗中有浓厚的乡愁、对故国、对家园、对父母亲的一辈、对历史有很深厚的情感。

杨渡认为，余光中最著名的就是《乡愁》，但是他有过现代主义时期，就是他在美国的时候，以西方的摇滚乐、以鲍勃·迪伦、以反战歌曲为蓝本进行创作，那些诗有很强烈的白话性，白话文诗歌的性质。不过后来他又回到古典传统。

杨渡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三、四年前我去高雄访问他，他聊起过去的种种，我觉得他最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当年他曾批判过乡土文学，他批判的语气比较凶，他自己后来很懊恼这个。不过他当时朗诵的诗非常优美，他自己的现代诗写作中，现代诗尽管没有严格的韵律，但是余光中对于诗的形式非常讲究，他用诗的对仗、诗的韵律、诗的节奏感他都很讲究，他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结构和布局。”

杨渡后来把对于余光中、郑愁予等的访问做成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其实就是代表着他们的那个时代创作的风格，叫做《乡愁与流浪的行板 》。

作家、诗人赵丽宏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余光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华语写作者。“他对汉字的运用，达到很高的水平，对整体华文写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去世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人们对他的评价很多，大家都很熟悉他。他的诗歌和散文，在这两个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读者也很多。尤其是他那几首写乡愁的诗，打动了两岸的很多读者，是他的代表作。他的散文也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比如《听听那冷雨》，在当代散文中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诗人王家新说，几年前还见过余先生，没听说他有什么病，感觉他会一直活下去，写下去，没想到这么突然。“余先生的突然离世是汉语言文化的重大损失。像他这样学贯中西，在诗歌、散文、翻译和文论上都做出了卓著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笔耕不缀并影响了数代人的诗人并不多见。从方方面面来看，他都堪称大家。他对大陆普通读者的影响，不用我多说。他对大陆诗歌也是有影响的，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余先生在早年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后来又整合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新诗的艺术经验。王家新认为，他的艺术追求，可称为现代汉诗的“新古典主义”，它不仅浸透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乡愁，也为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新质和新的可能，八十年代的许多大陆年轻诗人，比如张枣，等等，可能就受到启发。“我个人虽然不走在那条一味回归古典的路上，对余先生的一些诗学主张也持保留态度，但我很尊重这样的追求，也很佩服余先生的语言文化功力。一般读者只知道他的《乡愁》，但他肯定还有许多更有艺术价值的诗篇有待我们充分认识。另外，他的翻译也很值得研究，那也是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台湾80后诗人、《歪仔歪》诗刊主编杨书轩介绍，对他们这一代年轻诗人来说，余光中是分量很重的，“因为他不光是诗人，还是散文家、学者。这三重身份，使得他对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来说几乎算是一个起点。”

“但是回到现在，就产生了很大的落差。现在年轻人不喜欢他，甚至批评他。他晚期的诗歌，例如发表在《联合时报》的诗，很白话，有时候已经白话到没有诗意，所以成为年轻人嘲讽的对象。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可能都不太想谈他。他在年轻这一代的影响可能是很微弱的了。”

但在杨书轩看来，余光中的重要价值在今天的台湾应该重新被年轻人重视。“他的诗歌和古典衔接得很好，所以对于中文系的人来说，他是很鲜明的代表。而且又有通俗的一面。对我个人来说，余光中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翻译。他翻译过很多英美现代诗，包括土耳其的，例如他狄兰·托马斯、狄金森，对我个人和很多和我一代的人，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