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会禁不住地问自己，什么是诗歌文学，为什么要去写诗创作，一个诗人到底在这个世界中是什么？很遗憾，每个人所做出的回答和所得到的答案都不尽其然……“崇高的风格，决定于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荡的感情，然后借助于技巧，才能产生伟大的灵魂，产生伟大的作品”。这是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希腊作家郎吉努斯对于文学和诗歌的看法。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一生致力于文学的大家用其一生作为代价，企图阐明自己的事业是庄严而永恒的。朱文纳尔（公元60年——127年）说：忿怒促使我写诗。西默斯•希内（英国）称道：“我写诗，是为了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声”。波德莱尔认为诗人的最高使命是追求美——“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
       对于美，世人有比诗歌更多的阐释，而诗歌美，则是诗人和读者共同关注的，它无外乎有这么两个显著的特点：一则是历史使命感。历史感是文人对社会文化、人文伦理、宗教信仰的继承与开拓；使命感则是每一个生活的人对于历史传统与人性本质的思考。拥有历史使命感的人才会使其作品拥有厚重、深邃的价值审美的特质。其二就是既“人格化”而又“非人格化”。“人格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的“诗言志”，文学和诗歌为表达情感而生，也是情感的尊从与体验。“非人格化”即文学作品的“陌生化”，这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文学的统治主张，它要求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采用个性化、奇特化手段，促使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偏离，使接受者感觉到事物而非只仅仅停留在认知事物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只要求接受者（读者）明白事物的文本体裁是没有任何文学性可言的，这类文本就根本不属于文学的范畴。俄国人托马舍夫斯基认为：“现实素材只有经历陌生化过程才能成为文学作品的成分。”与他一起的那些语言人文学家鲍•安•乌斯宾斯基和什克夫斯基强调：各种艺术的目的在于能够更新接受者（读者）对于生活的经验和感受，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因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丧失了人们对它的关注，艺术就在于重建、突现对于现实世界的独特的文本经验——文学艺术的价值所在。直到当前，西方诗学者们惯受的理论就是爻亨巴乌姆所言的“文学性源自于对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对比性差别的考证。”怎样理解这句话呢？他们要求文学一定要高于所描述事物的本象，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艺术家（诗人）成长的过程是持续扬弃个人的过程，是持续消灭个性的过程……诗不是抒发感情，而是回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回避个性。但是只有知道个性和感情的人才知道回避这些东西的含意”。——T•S•爻略特在《传统与个人天才》中这样说明了“诗与志”的问题，看起来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诗言志”是冲突的，但这并不矛盾。在具体的作品中，感情（志）是独一的，是排它的，为了表达某一感情，就必须回避其它的感情成份，个人的创作成长历程中更是需要时时排除“滥情”——要想让自身的的作品更具时间的韧性与庄严就必须清除过多的个人性格和情感。人与世界的情感纠缠注定了某类人要用文字这种东西来排遣失落与孤独、寻找理想与美。
       美的诗歌应是什么样的呢？也许它应具有这样一个流程：对于现实的精度化叙述→逻辑性→超然物外的情感处理→哲理。诗本性要求诗必须是超然物外的，为了达到与接受者（读者）的共鸣与理解，就必须具备逻辑性，并在逻辑中建立和表达自己的哲理思想。逻辑性是特定的感情发展与引深的路径，对于美学的审视也是从逻辑开始的，不懂逻辑的人就无法打开文学作品的美学之路，而不符合逻辑的写作则都是无比荒唐的即兴涂鸦。众所周知，泰戈尔的诗作之所以能斐声全球，并不是因为他写诗的技艺而是他诗作中的哲学和哲理，在他的艺术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深切的思考与唯美的人生格言。
       做到这些，永远也不会让一个作家或诗人感觉会有什么困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功之作都仿佛是无然而然的，而这种“天然而然”的背后却站着一个你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伙，那就是灵感，一切冲动都是它的驱使，它是你一切文学创作的技艺集成，它电光石火，追赶它，就是追赶美。
       美需要一个可靠的载体，在文学家与诗人那里就是语言，你思想感情的表达者，同时也是你思想灵魂的存在形式。中国现代诗试验的先驱闻一多先生给了现代诗一个非常简单扼要的定义：“诗人用文字的魔力来征服读者，使读者自然地沉醉，自然地受了催眠，然后便自然的接受了诗人的意见…”优秀的诗歌本质上就是对语言境界的一种挖掘、深化和再造，中国古人常把对于字词的修改称作“推敲”和“炼字”，这种“炼”包含了许多层意思：挑选——熔融——提炼——加工——……
       正统、严肃的作家为什么反对“口语化”写作，这正是他们看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和庄严性。语言简单的说只是一种必要的技艺，但真正对于语言的定义应是这样的：一种关乎 一个民族智慧生存与发展、延续与传承的必须。
       诗歌可能会在某一个具体的时期变得不被世人像从前那样关注，诗人们也好像少了些许热忱，这也不足为怪，精神产物随时随地都会遭遇这种情形，只是我们的眼光与“历史”的眼光太过注意“外在景象”而已！
      “诗人的职责是直接通过语言对他的民族负责”“如果一个民族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家，特别是伟大的诗人，这个民族的语言就会退化，文化也就会退化，也许就会被另一个更强的民族文化所吞并。”诗语就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本性的高度化的表达，我不敢想象一个民族失去了对生活最激情、最凝炼的表达之后，这个民族将是怎样的一种苍白与浅薄的存在方式。那么，如果一个人选择成为一名诗人，那他就已自觉地承担了使其本民族的心灵充实与丰富表达民族情感的重任，语言现在就已不仅仅只是“在字和词中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不能率意为之，）巧妙地运用一种语言，就是施行某种富有启发性的巫术”。（波德莱尔）它也超过了罗兰•巴特认为的“语言是某个时期一切作家所共有的规范与习惯的集合”这样的概念。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本身就要比常人更多地承受某些负担，勤于观察，敢于思考，勇于探索，才不致于让你孤立存在，灵感更多的来源于外部世界对于心灵的剌激与引导，一个够格的诗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诗作负责，更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创作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民族和社会行为的总和，加缪这样告诉自己和世人：“待到我落到仅仅身为作家、别无一是的那一刻，便是我辍笔之时。”
       回过头来，我们还需要对于文学作品和诗歌的历史感这一论段更一步的讨论。文学作品与诗歌“历史感”的回归就是说它必须有对于历史和时间的穿透力，它的永恒魅力是它能够再现记忆，承载一个人、一种事物、一份情感、一个民族和一个世界永恒的不遭受时间的破坏而存在。“诗歌对于时间的认知比人类愿意承认的要丰富得多。”假如将这些文学作品和诗歌比喻成声音，当然诗歌本身也是一种存在的声音，那这种声音将是在时间之中羁留的唯一方式，它将承载着人、事物、情感、民族和世界而随着时光抵达将来！
       很显然的是，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还不可能有人能够真正的脱离社会的契约与制度的规范来单纯的评判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的绝对价值与意义，有时候许多评判所基于的标准完全是错误的，但人们还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比如人们谈到某一前时代的作品时常会提到“思想性”这一问题，这种错误的来源不是作家本人，而是来自于后时代的社会伦理与社会性质。而此时此刻的写作就必须去排除基于这样的错误而提出的所有的批评与评判，安静于作家、诗人本身的态度去创作，等待再后一时期的接受者（读者）的选择。法国小说作家米•图尼埃曾这样评判过文学作品：“有多大的创造力，就对传统规范造成多大的破坏。”要想让自己有创造性，就别指望你的身边风平浪静！创造力来一方面自于对于“经验的改造”，一方面来自于想象力。对于“经验的改造”这一论调我们在对于文学作品的“历史感”这一话题之下也许朋友们已有所意识，对于“经验的改造”是作家诗人对于自身充实、学习和创作的必然性的要求。
       想象力是诗人与常人的分水岭，而区分普通诗人与高超诗人的却是基于想象力而产生的诗意象的选择。就创作历程而言，一个人早期可能会想到借助于华丽的词章与奇妙的异想，企图一鸣惊人，成熟期来临时期则希望诗章语词能更为广博细致地展示出更多的智慧和感悟；等到自己真正领悟了人生真谛之后，便则回归于简单直透。对于个人来说，有的作家诗人可能成熟期稍长一些，而有的作家诗人则天生“老成”，这因人而议。当写作到达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可能作家诗人就不再只是简单地为“情”与“事”而写作了，他会忙碌于种种尝试，或是欢于体验种种快感——语言在各种情形的搭配之下呈现出的各种奇妙的艺术能效。这样的人有不少变成了“诗鬼”，但语言的确有我们难以想象的魅力，当一个作家和诗人真正的认识到这一层的时候，他也许才刚刚踏进优秀者的门槛。可是，真正的写作是一种苦难，尤其是对于一个诗人而言。


                                             200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