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星星(上旬刊)》 2015年01期

这个人经常提醒我们，诗歌不是用来解决危机的，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危机感的诗人，他善于在换行和停顿之间的逼仄空间溢出罕见的欢乐；看上去臧棣在写一部唯一的大诗，这部大诗因题材形象太过丰饶仿佛他赠与我们的一种经验，但和但丁、弥尔顿们的神话不同；从根本上说，决定臧棣的决定性是他在乎一种似乎叫做遗失之诗的诗，那些遗失之诗一度属于无人认领的东西，或者说是被褫夺的和被占有之物，我们可以从中察觉到他有一套和生命相关的语言密码，那就是如何从恶中捕捉善的寓言。

不论是“协会”“丛书”还是“入门”诗系列，我始终认为臧棣的诗始终有一个主题：自由（这种自由意志始终引领我们向前）。在臧棣的诗中，有一只善于调度场面和修辞的左手，而右手，则是他的变幻无穷的词语表述存在的诗意，说句开玩笑的话，臧棣本人像极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麦克白、李尔王、罗密欧、俄底浦斯、理查四世等等，他入戏太深，最后把自己变成了剧场中幻觉的一部分。在具有强烈等级意识的历史势力的势利眼看来，臧棣的诗与流行的诗学标准相距甚远，这是他个人诗写的自由，但却引起了马基雅维利式的争议，以道德学家们的风格观察，臧棣是个不折不扣的神棍。这是臧棣作为一个“诗歌动物”的命运，他不得不面对他那些不足挂齿的对手，也不得不面对险峻的诗歌政治，如同他不得不思考他是如何预见我们的命运的。

臧棣的诗在形制上貌似结构固化（这也是他遭到诟病的主要由头），但在诗体内部却充满了启示性的变化，他和史蒂文斯一样修辞强劲，具象抽离抽象，堂奥机变，制造视觉化的意象；需要注意的是，在关涉人类精神能力方面，臧棣的“伟大劳役”比一般人洞察得更深，他用他的诗建立了一座通往前辈大师们的桥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叶芝的精神追随者并不为过。但在诗写的技艺上，臧棣几乎包容了一切，他有一个顽强的消化系统，警惕诗歌的工具化，不屑于和宵小之辈辩论，他认可的观念连他自身都难以纠正。

让诗歌写作回到日常经验（但不必获得一种具体的生活常识），理解自我和追念确实之物。臧棣曾经有个很著名的“祛魅”观点，“祛魅就是回到日常经验，回归到常识，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份。”最奇怪的事莫过于，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他在诗歌文本里的“祛魅”实践，他的无所不包的题材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修辞建筑了他的乌托邦和神话，作为一种特殊的诗写活动，他和庞德一样专注于怎么在语言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意义，难道他是在以意义与无意义间的这样方式反乌托邦和反神话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臧棣的诗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暗示性，这种暗示性的节奏结构毫发无损于他的音乐性形状（他的节奏结构太强大了），不同的音调和音量巧妙的熔于一炉，这是他对存在本身提出的新的想象，但妨碍了与读者的共鸣——怎么说呢，在臧棣的诗中，诗就是人生的传奇。作为诗的另一种形式，臧棣的“诗道鳟燕”又像是“世道尊严”的宣谕，他有学者意识，如本雅明研究普鲁斯特时说的那样，“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但臧棣不是特例。

我注意到臧棣以前有一篇自述性的文章，他自辩了自己对发生在他身上的各种攻击与诱惑的精神抗拒，他狂热，但更自制，如果我们深入到他的每一行诗句里，就会令人惊讶的发现他的放射状的陶醉感；他说，“诗歌的书写也许很卑微，但我们别忘了它有传奇的那一面。我常常推断，正是由于诗歌的传奇性的一面，我们才有可能分享心灵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