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多·阿拉巴尔

【编者按】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是出生于西班牙的法国荒谬派剧作家、小说家、导演、编剧。他1950年代开始写作，早期剧作包括《战场的野餐》、《他们给鲜花戴上手铐》等。他的电影作品都很超现实，题材涉及战争、爱情、宗教、死亡等等，常常令影评人不置可否，观众看他的电影则觉得很惊讶甚至愤怒。电影作品包括《波利·玛戈你是谁？》、《凡多与丽丝》、《我像疯马般行走》等，以及改编自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同名小说的《一个岛的可能性》。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得奖者、摇滚诗人鲍勃·迪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篇文章是阿拉巴尔在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后的有感而发，译者尉任之为艺术家、作家，阿拉巴尔的好友。

我这一生中，不幸地，只认识少数几位诗人。我结交了更多的棋士；非暴力的拳手戴着口胶做成的手套。

我这一生中，没有认识一位能够靠作品维生的诗人；没有人的作品可以贴上贩卖的条形码。

我这一生中，没有认识有钱的或来自富裕家庭的诗人。像胡塞尔（Raymond Roussel，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棋迷，是法国文坛的一个怪人——编者注）、普鲁斯特或——他那个年代的一一夏多布里昂。

在我这一生中，没有认识任何一位能够列名在“得奖名单”上的诗人。他们既不列名“最通俗”的名单，也不列名“最富有”和“最知名”的名单。在“最具影响力”的名单上从没出现我认识的诗人，但几乎每一年，这个名单上我们都会看到奥普拉、金正恩、乔治·克鲁尼和李奥奈尔·梅西（Lionel Messi）的名字。

我这一生中，没有认识一位有秘书襄助的诗人。最宽裕的充其量有一位合作伙伴。也就是一位朋友。一位亲密的伙伴义务地，像“修女泰蕾莎”一样地襄助他人，就像鼹鼠以敏锐的触感让河马在地洞里感到在家一样自在。

我这一生中，没有认识一位需要保护自己的诗人。通过排他性，延伸至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无论哪种语言，无论对他们全部人以及他们的任何一件作品。当我跟波赫士拍摄我最后一部电影《诗的一生》的时候，有人自发地问他：“您怎样保护您作品不被盗版的发行？”“保护自己？能在这里那里发行是这么大又这么让人无法预期的喜悦……”

我这一生中，没有认识一位迄今接受过“一千零一次”访问，或为书作序，或执笔为文，或宣讲论文的诗人；寡言的心理医师对戴着假牙的蟒蛇来说是绝对完美的。

我这一生中，我以我不配的幸运认识的大部分诗人都生活在简陋的条件之中。在他的最后五十年，安德烈·布列东住在巴黎一个窄小的夹层公寓，在两层楼之间，既非二楼亦非三楼，而是一间介于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套房。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必须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配合他那几乎占满整个房间的桌子。在皇家港口大道，阿佛雷·贾瑞（Alfred Jarry，法国剧作家、作家、记者——编者注）也住在一间同样窄小的套房，同样位于二楼和三楼之间，他叫它“被杀者的髑髅地”。

我这一生中，认识的诗人跟避税天堂没有任何牵连。他们死的时候，“罪有应得”，大部分都债台高筑。今天，藉由最新的医学研究，我们知道贾瑞是“饿死”的。

我这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个我的诗人朋友抱怨他们的生活状况，因为不光彩吗？

我这一生中，看见他们之中最杰出的几位在生命最后被代书追债，或被数目不大的税务纠缠。正因为生活窘境（或无视于此），贾瑞写下了《浮士特罗尔博士，一位玄想科学家的姿态和意见》。一部典范级的著作。一座纪念碑。

我这一生中，认识的诗人们憎恨或无法忍受挑衅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挑衅是一种可怕的寄生物：不但是侥幸、意外、转动的，更是无法控制的。

我这一生中，我认识的诗人并不被视为有眼光的先知。如同他们的希腊远祖，他们只认为自己是“实干家”（Hacedores）。

我这一生中，认识的诗人都把幽默当成宗教信仰一般的写作方式，不需支柱，倾向空无。

我认识艾伦·金斯堡与安迪·沃霍尔……是在史前时代。也就是说一九五九年。金斯堡一见到我，就邀我去他的阁楼。当天晚上，他和他一丝不挂、正在拉屎的男友皮耶接待了我。那一年，福特基金会（国际教育组织）邀请六位欧洲文坛新人（未来某一天他们将声名远播！）来认识美利坚共和国。尽管牧神潘如此回旋，基金会却准确下注。德国他们选择了君特·格拉斯，意大利他们选择了伊塔罗·卡尔维诺，比利时他们选择了雨果·克劳斯（Hugo Claus），英国他们选择了汤姆林森（Tomlinson），等等之流，他们只在西班牙的人选上失了手：因为我就是“幸运中选之人”。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注视，我们将是更短瞬、是无以为继的。

马塞尔·杜尚（法国艺术家，20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在美国制作了《给予：1.瀑布，2.照明的煤气》，他巨大与决定性的作品；当这件作品还停留在笔记本阶段的时候，他以教法文来支付小旅馆的房钱。超凡的西蒙·莱斯（Simon Leys，即汉学家李克曼，西蒙·莱斯是其笔名，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编者注）必须避居澳大利亚。曼·雷在他巴黎哨雨的“工作室”，还有马格利特或贾科梅蒂更糟的画室。

将死的时候，托普（Roland Topor，法国插画家、钢琴家、电影制作人——编者注）隐身在一间大楼的门房。尤涅斯库（法国戏剧家，荒诞派戏剧的创始人——编者注）在另一间差不多的房间住了十几年。如同今天他诸多的同僚，贝克特在法沃里特街（Rue Des Favorites）的一间佣人房住了半世纪，就像那位哲学家，直到他过世，和西蒙妮共享一间十平方尺的小房间。

突然间，不期然地，在许多次的匮乏之后，被遗忘者终获“荣耀”。如同一个讽刺的奖项，将他们打入冥府。 

然而，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不停地变换生命型态。还有世界，甚至简单的政治版图。以他们的分身，他们的不融合性，或他们喧哗的嘈杂声。 

没有一个文明能够招致那么大量的明证。困惑是一个保持延续性的良好程序吗？所有的诗人是否都活在他们散漫无章的劳动之中？在当下或在边缘。

是的。“现存的诗人”活在他们死后。永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