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亮和他的第一首诗《笛声》。

王自亮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后从机关到报业到车企到高校，做过科长、处长、研究员、《台州日报》总编辑、吉利汽车副总裁，现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大学毕业后，他工作35年了。但王自亮写诗的时间甚至更长。

上世纪70年代，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不久，他就迷上了诗。他的诗和他的人生一样，经历了诸多阶段，“50后”的他，说自己有幸见证、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在中国奇妙地轮番上演，他的诗也经历过喷发、沉寂、迷惘、饱满。

“像我们这样的人，经历过几个时代，不知不觉，诗歌成为了终身陪伴我们的东西。”王自亮对钱报记者说。

不久前，王自亮凭长诗《上海》获第二届“江南诗歌奖”。600行的长诗《上海》，写近百年崛起的上海，东西方文化交错中的上海。

“或许要我这样一个旁观者来写，才能更看清楚上海真正的样子。”他说。

偶然开始写诗，一写就写了40年

王自亮出生在东海边，是台州黄岩人。

从小爱读书的他，家住在“洪家街”一条十字路口旁，家中俨然成了周围同学、伙伴借书、交换书的中心。

小学四年级他就开始读巴金、冰心、茅盾。《巴金文集》第九卷，翻了上百遍都有，书翻烂了，几乎能背，好像在文学中找到了第二个现实，另一种生活。

王自亮祖上是书香门第，族太公王咏霓是晚清进士，曾作为参赞随同许景澄出使欧洲五国，取道美国、日本回国，后经李鸿章提名任安徽大学堂总教习。他的太公也是举人，小时候听祖辈的这些故事，对他也有影响。

高中毕业后，王自亮做了代课教师，在黄岩的两所中学教过语文、化学、物理，另外还曾学过车木这项手艺活。

1977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高考恢复了：“对我们这代人，这太重要了。假如没有恢复高考，我们走上的生活道路可能完全不一样。我可能会在一个小企业、小商店里，或者是个跑单帮的，或者是个手艺人。”

爱好文学的他，第一志愿就填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王自亮回忆，那时的杭大是浙江省文科最强的大学。在杭大任教的姜亮夫、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等老师，都是一代大师。

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给他们做古汉语讲座，学生们就都傻掉了：“原来世界上真有学富五车的人。而且这些老先生还很有民国风范，时不时加几句英语。”

还有，当时教《诗经》、《离骚》的老师，上课不是朗读，而是吟唱，带着学生一起唱。所以王自亮《离骚》至今记得很牢。

写诗，则是偶然开始的。大一时教写作的余荩老师，布置每人写首诗作为作业。王自亮写老战士在长征路上演奏笛子，苦中作乐：似乎隐含某种时代精神。

《笛声》，写于1978年，是王自亮的第一首诗。

“没想到的是，第二堂课，余荩老师第一件事就在课堂上表扬这首诗，分析了很多。这是对人最高的褒奖。我一下对诗歌近乎疯狂地热爱，”他顿了一顿，“后来想，我就干脆写诗吧。”

于是王自亮读了大量诗歌作品，从大学的二年级开始，在各大报纸刊物上开始发表诗歌、散文。

回望那个时代，王自亮特别感激他诗歌的两个启蒙老师，余荩老师，和当时《诗刊》的副主编邵燕祥老师。

他从二人身上看到那时健康、呼应的人际关系：大家都热爱诗歌，以诗歌的文本来认知一个人，互相成为朋友，不功利。

就这样，写诗40年，王自亮出版了5部诗集。

一辆车的诞生就是一首诗的诞生

大学毕业后，王自亮回到台州。大学的学习，使他对故乡有了更丰富的认知：东海的动荡与包容、力与美，台州人的深沉、生动，台州数十年的发展，这些方面构成了台州对他冲击力的全景。

“认识脚下这块土地，需要几次反复，不是一次完成的。”台州在王自亮身上烙下的印记很深。

日常工作对时间的压榨，有时也会使他暂时放下诗歌。

记者读了王自亮吉利副总裁身份的数十篇新闻报道，从自身的表达到媒体的表述，几乎看不出这是一个诗人。

工作与创作，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时间分配的问题。有时工作还会给诗歌带来启示：“汽车公司的严谨、零部件匹配、研发的艰辛……”

其实，这个过程和创作很像。

“一辆车的诞生，就是一首诗的诞生。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精神上的手艺人。我学过手艺，也搞过工业，我深知这一点。任何文本，都不像诗歌那样，能一眼看出你是粗制滥造还是精心打磨。是出自自然，还是勉强拼凑。”王自亮说。

12月12日，王自亮凭长诗《上海》获第二届“江南诗歌奖”主奖。600行的《上海》，创作用了一年左右，修改了20多遍。

“我心中的上海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将到耳顺之年的王自亮，稳稳坐在木椅上，不徐不疾，“要写大家的心中的上海，大家的共识，以我的个人经验来传达，这才是诗歌。”

钱报：对于这个时代诗歌写作的各种现象：新工人诗歌、“乌青体”、余秀华热等等，你怎么看待诗歌成为热点、谈资？

王自亮：在我看来，新工人诗歌、乌青体、余秀华热，并不是一回事。我真正看重的是新工人诗歌，这是百年新诗中的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因为它为新诗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诗歌有可能与现实直接焊接在一起，个人生活经验和感知被工人诗人用极为犀利、直白和可感的语言凝固下来，成为历史—心理标本，而且我们可以从中直接感受到苦闷和诉求，力量与温情。美国有一些杰出诗人，就来自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底层。

当然乌青体和余秀华也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余秀华我见过一面，读过她几乎所有的诗，她颇有诗歌感觉，有些诗篇写得很棒，出人意料的好，但她作品水平并不整齐和稳定，作为一种声音值得关注，但媒体和有些人大肆炒作，是不足为训的。

至于乌青体，也是诗坛的特例，当然有他存在的价值，但没有达到诗歌流派和稳定风格的地步，也没有什么新发展。诗歌不应该成为热点和谈资，只有耸人听闻的事件和出人意料的现象，才有可能人人谈论。

钱报：诗歌会不会进入到你和学生的交流当中？

王自亮：我会在课堂上偶尔引用一些诗句，在我看来，诗歌与政治有关，虽然诗歌不一定直接写政治生活。现代化、政治文明是与诗歌相通的，文明进程与诗歌息息相关。更多的是，我在课余与学生分享诗歌，每年都指导大学文学社团举办诗歌活动。

钱报：常常能听到人说，写诗歌要靠“坚持”，你怎么觉得？

王自亮：其实可以不用“坚持”这个词。“坚持”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这个事情很难，值得做，但又不容易集中注意力，不情愿，要调动各种意志、聚焦来坚持。

我不太赞成用“坚持”这个词，其实诗歌一直在我心中，无非是我们有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培植、关注它。在我工作再忙的时候，出差，还总是要带几本诗集读。虽然那时候还不能全心全意地写诗，但是诗意和对诗歌的把握，我是有的。

诗歌是扎根在我们心中的一棵树，更多时候我们浇灌它，给它阳光雨露、特定的气候，它蓬勃生长。我们如果不去打理它，可能诗歌就在心中熄灭掉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

但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不断与时俱进的态度，这个是我一生中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