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让人感到温暖。
    天寒地冻，万物萧瑟，大雪挥舞着风鞭，把死亡的寓言驱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每根毛孔一起发力，紧锁皮肤的大门，齐心协力抵抗严寒的入侵。无孔不入的严寒，让温暖变得如空气一般可感，不管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那年我六岁。小野鸭一般的年纪。
    “初二的外甥，初三的客儿。”大年初二，按我们的乡俗，父亲要带我去外婆家走亲戚。那天天亮得很晚，早上起来，天空阴冷，北风呼啸着刮了一夜，连平日里叽叽喳喳的鸟雀也没了踪影。
    我并不在意这些。简单吃过早饭，只是希望早些去到外婆家，可以跟表兄弟玩耍，当然还能挣到一些压岁钱。父亲看看天空，有些担忧，只是嘱咐母亲，早些收拾走亲戚要带的礼物，好早去早回。
    那时走亲戚准备的礼物近乎“原始”，我们那一带都叫“挎篮子”，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挎篮子”当然要先准备一个竹篮，最下面的一层放苹果、橘子、梨子之类的水果；中间的那层放大白馒头，光景好的人家会放五到六盒糕点，最上面的那层放自己炸的油条。收拾好这些，再找来旧报纸盖上，最后用好看的毛巾盖上，算是备好了礼。
    母亲收拾了四个篮子，我本有四个舅舅，因为二舅常年在新疆不回家，三位舅舅每家一份，加上外婆，一共四家。收拾好这些，时间也差不多了。父亲拿来扫帚，把架子车扫干净，从院外的麦秸垛拽回一大袋麦秸，仔细地铺在架子车的木板上；然后从屋里抱出厚褥子，铺在上面，暄腾腾的。我不大理解父亲为何如此兴师动众，这简直像在打地铺。别说坐着舒服，就是躺在上面过夜，也没有任何问题。
收拾得差不多，终于要出发了，我兴奋地蹦蹦跳跳。父亲把沉甸甸的竹篮分别挂在车把上，让我和母亲坐上车，又拿来被子盖在我们身上，我嫌捂得慌，死活不愿意盖被子，被母亲好说歹说才妥协盖住了腿。那时候乡下人出门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行头，人们自得其乐，并不见浮躁的攀比和嘲笑。
    父亲永远是拉车的那个人。
    记忆中，一般养有牛的家也并不用它拉架子车，只是犁地的时候用。父亲拉着车，并不用攀绳，走得很轻快。因为用惯了架子车拉粮食、化肥等重物，我和母亲、还有几竹篮礼品的这点重量，对年轻力壮的父亲的来说，轻松自如。
    外婆家在离我家七八里的于庄，靠着不大不小的清水河。走在河堤上，北风揉皱了清清的河水，河堤两肩上青青的麦田向远处延伸。我突然看到有几只小野鸭在水里惬意地戏水，便兴奋地跳下车，拾起碎土块，丢过去，它们灵巧地潜入水里，河面泛起几条水线，在不远处露出了头。我兴奋地大叫，追了几回，被母亲喊上了车——于庄快到了。
    到了外婆家，我受到热情接待。吃饭前，我照例跟外婆、外公、舅舅、舅妈们拜了年，领了压岁钱，和表弟们高兴地玩了起来。中午饭是在大舅家吃的，为表示隆重，大舅叫来了外公、外婆一起午饭。
大家热热闹闹地坐了一大桌，说些家长里短。要开饭的时候，突然飘起雪来。刚开始撒了一会儿盐粒，老天爷便急不可耐地飘起羽毛大雪。父亲赶紧找来塑料布，把来时拉的架子车盖得严严实实。
    我胡乱地吃了几口饭，便和表兄弟在院子里疯玩起来。大人们孩子屋里喝酒谈天，听见外公说：“这雪下得好啊，好几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大舅连连举杯劝酒，平时酒量不错的父亲只是小抿了几口，微微皱起了皱眉头。
    母亲插嘴道：“你少喝点，一会儿还得回去呢。”
    父亲涨红了脸，微笑着，摇摇头说：“知道，知道……”
    大舅还是劝：“怕个啥，雪这么大，喝醉了就到我家住下。”
    父亲看看那雪，看看我，只是摇头，下巴上抿出笑容。
    我在院子里和表兄弟玩皮球，抓了雪蛋儿扔来扔去，并未觉察到父母的隐忧。雪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的意思。我玩累了，棉鞋变得愈发沉重，几乎湿透了，浑身上下感觉到冷起来，跺跺脚回了屋。父亲和外公、外婆商量要回去，大舅喝醉回屋睡去了。外婆一再挽留，父亲说：“家里还有鸡鸭羊这些吃嘴东西要喂，还赶紧回去吧。”
    父亲为我脱下棉鞋，把我抱上车，又让母亲上了车，先用棉被盖严，又借了大舅家的塑料布盖到车身上，急急地往家赶。我躺在母亲怀里，在暄腾、暖和的架子车上的被窝里，冰凉的脚渐渐有了知觉，不禁感叹起父亲的先见之明来。
不知走了多久，我掀开一条缝隙，只见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不知何时，父亲挂上了攀绳，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地在雪地上拉着车。走到河堤的土路上，父亲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河岸已被大雪覆盖，大雪落在清凌凌的河水上，悄无声息。几排白杨树戴上了白色的围巾，我伸头仔细寻找，来时在河里调皮地凫水的小野鸭都不见了踪迹。
    我们终于走过难走的河堤，我听见他轻声咳嗽，他安慰我说：“到刘庄了，快到家了。”我想看看到了哪里，刚探出脑袋，感觉瞬间要被寒冷的风雪吞噬，却见父亲弓着背，肩上的攀绳深深地勒进棉袄，路上的积雪已漫过父亲的脚踝，我们身后留下两行深深的车辙，和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远远近近的麦田早已变了模样，沟渠里的枯草已基本被大雪覆盖，只有三三两两的几株，不甘屈服，伸出干枯的手臂，摇摇晃晃，继续战斗着。
    田野、河流、村庄都被美丽的雪花查封了。快到家了，我感到父亲的喘息越来越重，像一头累坏的耕牛，似乎架子车也越来越沉重。直到今天我才明白，那辆农村再普通不过的架子车，拉着他全部世界的重量。
    短短的七八里路，雪花给父亲做了一顶厚厚的雪白的帽盔。回到家后，我换了双鞋，拿压岁钱买炮竹玩去了。只是夜里，雪依然下，四围寂寂默，只有父亲的咳嗽声不停地转来，不停地撞击着雪夜的边缘。这咳嗽让我久久难眠，我当时想的并不是父亲这个名字背负的苦难，只是好奇地想着：清水河里的小野鸭去哪儿了呢？
    三十年后，父亲已很少用架子车了，但它长长的车把，依然是父亲爱的长度。每当下雪时，我都会想起我六岁那年风雪中，在父亲的架子车上看到的那些枯草，我的目光会四处寻找；直到它抓紧那大雪下干枯的野草，那些和父亲一样逐渐干枯的身躯：不畏死亡，只为春天和大地提供少许的生命。
    前几日，陪儿子去公园划船，见有几只小野鸭，儿子一边伸手，一边说：“爸爸快点划，宝宝一伸手抓住它。”又下雪了，大雪依旧美如琼瑶，城市交通几乎瘫痪，公交车走走停停，我索性下车走回家。走在熟悉的路上，想到突然倒在大雪的莫斯科街头的日瓦戈医生。生命就是这样，或许来不及思考，死亡的列车，就超出了我们的寿数。
    回到家，儿子竟然问我：下雪了，小野鸭都去哪儿了呢？我一时茫然，想起六岁清水河的小野鸭，所有的记忆被大雪又犁了一遍。于是我想到父亲，突然觉得，父亲的后背和他的架子车便是最形象的答案。
    我觉得无法回答儿子，不管我的语言多么精彩，也永远比不上父亲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