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丛刊》2017年11月/上旬

近些年经久不衰的“诗歌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复杂的文体现象和文化现象，从积极的一面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发生了较为深刻和明显的历史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是它在创生着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诗歌文化”（何言宏）；而从消极的一面来看，这一日益升温的“诗歌热”已然呈现出让人忧虑的“病态”：“众多‘诗人’在各种热闹的场合狂欢，集体性地患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热病’”（霍俊明）。到底是繁荣，还是“虚热”；是活力无限，还是欲求不满的“躁动”，其实每一个真正热爱诗歌的人都不难得出合理、恰当的结论。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在任何时代所生发的任何形态的“热”，都在激发能量的同时饱含着各种“危机”，当下的“诗歌热”尤其如此。如果“诗歌热”依靠的是系统、理性的诗歌教育，是严肃而诚恳的诗歌阅读，以及相应的文学体制对文体发展恰当和适度的引导，那这样的“热”无疑是我们期待和乐观其成的。但如果相反，“诗歌热”建立在诗人、评论家和相关机构的无节制的功利性之上，建立在对文艺繁荣、诗歌繁荣的相关政策的有意曲解和投机之上，那这一“热”对诗歌生态的消极影响将会是深远而可怕的。笔者之所以对于“诗歌热”饱含质疑，主要着眼于它的两种非常显著且日益严重的错误“依赖”。

一、 “活动”依赖

这里的诗歌“活动”不是指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读者四者共同构成的那种广义的文学活动，而是指一种狭义的、社交化的、“事件化”的文学活动，这一类型的诗歌活动日益密集、多到不可理喻。比如座谈会、研讨会、采风、诗歌节、诗歌奖、颁奖会、朗诵会，也包括诗集、诗选、年选、新书发布会、分享会、签售会等出版性活动，乃至一些充分娱乐化了的诗歌活动。从文体比较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诗歌活动比其他所有文体的活动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得多。泛滥的、密集的、低劣的诗歌活动（或诗歌事件）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生产性行为、展示性行为、传播性行为、表演性行为，而不是诗歌公众真正需要的那种严肃的诗歌行为、文学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包括诗歌评论家、相关学者和文学官员）和诗歌都被过度扭曲了。诗人们广泛地患有无法治愈的社交依赖症，不是在参加诗歌活动，就是在去参加诗歌活动的路上；参加活动的规格和密度成为衡量一个诗人、评论家的权威性和知名度的重要依据，也是他们赖以形成必要的自我认同的虚妄的凭证。在频繁而密集地参与诗歌活动的过程中，诗人和专家们既充分地享受了“钱规则”的红利，也在虚荣心、权力欲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自恋、自我膨胀、疯狂的表演欲和恶俗的出风头的习性无节制地蔓延，出现了一大批诗歌越写越差，奖项却越得越多、谈论诗歌的能力越来越“强”的诗人。同时，诗人与掮客、演员、流行歌手和网红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而诗歌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无足轻重，不过是一个“工具”：社交工具和牟利工具。为了适应各种诗歌活动中空间、媒介和公众，对于传播、展示、表演、朗诵等形形色色的资本化、世俗化、意识形态化的需求，诗歌的形式和美学被不断“筛选”、“修正”，甚至被粗暴地“肢解”、“扭曲”，变得更“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对于这样狂热的、非理性的“活动”依赖，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质疑和批评，但是由于诗歌活动最终往往能够实现诗人、学者、地方政府、文学机构、媒体、读者等所谓的多方“共赢”，以至于“活动”之风不但未曾理性降温，反而愈演愈烈，根本得不到有效地遏制。

二、 媒介依赖

媒介依赖实际上是“活动”依赖在新的媒体思维上的延伸，因此这里要谈的媒介主要还是新媒体、自媒体，尤其是微博、微信等，也包括电视等传统媒体相应的诗歌传播活动。新媒体、自媒体到底何种程度上推动了所谓诗歌的“回暖”，看看热闹、“饱满”的微信朋友圈、公众号、订阅号、诗歌群就一目了然了，“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诗歌艺术活动，也包括电视媒体的“朗读者”、“诗歌之王”、“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正在制造着诗人、诗歌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曝光率，同时也诱使它们命定地、无法避免地陷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之‘伪’和诗歌之‘恶’（霍俊明）。”强大的媒介功能凭借绝对解放的速度和没有边界的信息容量，进一步扩大和膨胀了诗歌、诗人的社交性和功利性，为传播而传播，为点赞而点赞，为转发而转发，整个诗歌生态前所未有地恶俗化、喧闹化。附庸风雅的文艺腔、文艺范大行其道，矫揉造作的诗歌表演、诗意抒情泛滥成灾，而诗歌和诗人应当承担和传播的严肃、冷峻和深刻的思想和美学面相则被压抑和排斥。

新媒体、自媒体时代的诗歌乱象实际上建立在我们对媒介的错误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理性厘清媒介与内容或者说与诗歌之间的现实关系，才能恰当、适度地地利用媒介：

1.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在他看来，媒介本身就是最本质的信息。从长远的角度看，真正有意义的信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提供给人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真正带来改变的正是媒介本身的出现，而不是其中传递的内容信息；媒介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改变了我们认知世界、感受世界和以行为影响世界的方式。所以我们说，“互联网改变生活”，其实并不是“互联网内容改变生活”，而是互联网这一媒介形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媒介的本质层面上看，马云、马化腾的理想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产品、新的物品吗？不是，淘宝、阿里巴巴、QQ、微信本身作为形式已经足够了，它们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与物品、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传统关系。因此，诗歌、诗人参与和利用新的媒介，不要妄想是媒介在为诗歌、诗人服务，恰恰相反，是诗歌、诗人在服务和顺从于媒介，或者沦为证明新的媒介的有效性的无用信息。新媒体、自媒体是一场并非为诗人、诗歌准备的盛宴，热烈而盲目地参与，不但不能让诗歌、诗人受益，反而会加速它们的衰微。因此，目前诗歌场域对于新媒体和自媒体的过度依赖和过度信任，实际上是饮鸩止渴，结果势必是南辕北辙、得不偿失的。对于订阅数、点击量、阅读量等“数字”的渴望和敏感，充满了悲凉的滑稽感，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自我麻醉和自我慰藉。

2.麦克卢汉还说过，“媒介是人的延伸，产生关于人的新的尺度”。诗人广泛而积极地参与了新媒体，那这样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有没有催生关于诗歌艺术和诗人的新的尺度呢？其实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确催生了一些新的诗歌形态，也动摇了人们关于诗歌、诗人的传统观念，但这种新变并没能生产有效的、合法化的“尺度”。在新媒体的诗歌语境中，诗人、专家、读者们还在用旧的诗歌观念、美学尺度来衡量和评判新媒体产生的诗歌现象，或者奢望新媒体去推广前媒介、第一媒介时代形成的文学观念当中的“诗歌”，这种错位导致大量无效的话语被滋生出来。按照美国学者波斯特的理论，在第二媒介时代，精英的文化权力分散了、瓦解了，交流变为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文化呈现为大众无目的的狂欢。诗歌、诗人参与新媒体还在奢望像第一媒介时代那样，告诉公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经典，应该怎样阅读、理解和评判诗歌，这样的妄念在第二媒介时代或新媒体时代无疑既根深蒂固又滑稽可笑。所以，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乱象的很多表征都是来源于尺度的错位，这样的错位导致诗人和诗歌的大量的无意义的耗散，也从相反的层面上制造了诗歌的“虚热”。

适逢新诗百年，新诗的合法性及其在严肃、理性的诗歌教育、审美接受方面的迫切要求，在这样一种错误依赖形成的扭曲的“诗歌热”中，不但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反而引发了更多对新诗的误解和“歧视”。因此，曾经反复主张的“减速”和“降温”仍旧需要被重新严肃地面对，也许此时重温苏珊·桑塔格有关“静默”之美学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从目前“诗歌热”形成的随波逐流、趋新骛奇的误区中走出来：“只要艺术家是严肃的，他总是会不断被诱使中断与观众的对话。现代艺术不知疲倦地追求‘新’与/或‘深奥’，其突出的主题就对交流的勉强和对与观众接触的犹豫不决，静默正是这一心态的最深远的延伸。静默是艺术家最为与众不同的姿态：借由静默，他将自己从尘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不再面对自己作品的赞助商、客户、消费者、对手、仲裁人和曲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