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年轻一代中堪称异数，他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对历史传统如数家珍。其教育背景很有意思，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汉语言文学关乎“诗”，新闻与历史关乎“时”。其中新闻讲求时效和在场，历史讲究知识与经典。正如李瑾《人间帖》一书试图建构的宏大时间系统：古典与现代；时间、空间与人间；自然时令与生命意识；时间的密度等等。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时间通常是线性的，线性时间分割古典与现代。如《人间帖》的卷一是“春秋祭”。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春秋”的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意义正如古希腊文化之于西方文化；作为原典，经孔子编订的《春秋》更被刘勰推崇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在这里，李瑾所“祭”的“春秋”，是以春秋文化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祭”是带有仪式感的追念。以何种仪式？以对经典的阅读，如那些以“我读”“札记”“笔记”为名的章节。如李瑾在《桓公元年》所说：“此时／翻阅旧章我怀古怀得恰如其分。”可见，李瑾对“古典”的理解偏向于建立在经典基础上的知识体系与文化序列。

不少学者认为，新诗的出现是古诗传统的断裂。“我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无法挽回／正如终点和起点相看两不厌却／保持着陌生的伤感”（《地铁书》）。《人间帖》第一首诗《关关雎鸠》呼应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开卷之作《关雎》。而作为现代诗，《关关雎鸠》的书写却表征《诗经》所开创的古典诗歌的终结。《人间帖》最后一首诗《地铁纪》写道：“不赞美不难过我和距离的僵持／总由裂缝前来弥合。”这令我想到莱昂纳德·科恩那句著名的“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断裂带来矛盾、不安与精神困境；也同时带来转机、活力与崭新图景。“地铁”这一意象又使我想到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庞德由中国古诗生发出“诗歌意象”理论，翻译过《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现代对古典的传承与反叛、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碰撞，其文化背景与象征意义或许已先设于“地铁”意象之中：我们是由古典走来的现代人，在文化的根部——或如诗歌所述，“一列地下铁带着我通往平静的生活”（《地铁纪》）。

在《人间帖》中，时间、空间是互渗的，相较而言，更侧重空间的时间化。突出表现在卷四《山河辞》中。不消说，时间藏身于古迹之中，如“钟鼓楼下我们依旧和／光阴毗邻”（《钟鼓楼》）。“钟鼓楼下”，既是空间方位，也是时间位置。作为建筑文物，钟鼓楼见证了历史变迁。作为报时工具，钟鼓楼的功用就在于提示时间的“在场”，所谓“晨钟暮鼓”；甚而，提示某些严重的时刻，因为钟鼓楼本身兼有报警功用。此外，作者对山川草木的观照也饱浸时间意识。作者笔下，“山接受了所有的冬天”（《冬山》），“水车缓缓转动着木质的时间”（《减河》），“黎明高于山川”（《法海寺逢雨》）。“北方的平原比荒草更矮／春风离开山川均匀地吹拂着冬季”（《幽州帖》），从四方到四时，“北方”——“冬季”，唇齿相依。再者所谓“时日”，“日”的移动，常用来标志“时”的流转。时间的意象化本身即富于空间性，“夕阳略小／一遍又一遍和人间离散”（《群山远观，春风邀请树木坐下》）。“人间帖”的“人间”是上文所述的时间与空间发生的场域，核心是“人”。既包含具有主体色彩的生活、命运，又包括组织起来的社会与时代等等。

总之，《人间帖》兼具完整的时间序列与精密的空间建构。其内容包罗万象，风格稳定、统一。以学问为诗的同时，又不缺少才华。在“人间”场域的统摄下，作者着力于“时间”这一文学中永恒而重大的母题，为时间立传，为光阴著史，呈现出写作史诗的雄心与笔力。作者选择组诗的形式而不是长诗，或许也如奥登所认为的，组诗可以从不同角度楔入，因而更具有表现力。或许可以称之为“空间布局对时间的便利”。阅读过程中，我内心常常生发激赏与咏叹。

新诗已经百年，李瑾却很年轻，《人间帖》写出了某种时间和历史的厚重感，但我也期待李瑾再接再厉，写出比《人间帖》更好的兼具深度与分量的新诗作品。

（此文为《人间帖》一书序言，序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