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赋予文学以使命，也带来新挑战。我们正走在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上。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新时代文学”既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又要勇于面对新问题、新现实、新经验，以开阔胸怀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凝聚中国人思想、情感与心灵世界，将中国经验熔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典，唯有如此，方能不负使命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对我国发展新历史方位的战略判断，将对我国社会和各方面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对文学也是如此。

现在不少学者谈论“新时代文学”，大多是在宽泛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和曾被广泛使用的“新世纪文学”一样，只是在自然时间意义而不是在“质的规定性”意义上谈论“新时代”。“新时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到新阶段产生的文学，其内涵、外延、功能、使命，都在发生新变化，需要我们调整思维习惯、知识结构与判断标准，从“新时代”视角重新思考文学，思考文学与现实、与世界的关系，以促进文学发展。

“新时代文学”尚需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这就需要我们有所前瞻、有所期待，通过对“新时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新中国前30年文学、五四新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学比较，把握其性质与未来发展走向。

“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相对于新时期文学，“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新时期文学是在对“文革文学”批判反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时期之初走在时代前沿，率先反思“文革”及其文学，参与并促进思想解放运动，在语言、形式等方面探索中，拓展现代汉语表达能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逐渐形成一种精英化、西方化与现代主义式审美标准；90年代以来，伴随大众文化崛起，逐步形成一套以市场为中心的出版发行机制。

以现在视野来看，精英化、西方化与现代主义审美标准，主要面向知识分子、评论家或海外奖项的写作，所谓“走向世界”只是走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外在标准评价规范中国文学。而市场化在促进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发展同时，整体上突出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削弱文学所具有的认识、启迪功能，严肃文学在文学市场乃至整个社会领域逐渐边缘化，弱化对世界观塑造和引领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鲜明现实针对性。“新时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将“新时期文学”相对化、历史化，并在重新审视基础上发展新的文学以及新的评价体系，使“新时代文学”在坚实轨道上良好运行。

“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更加重视文学规律

相对于新中国前30年文学，“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更加尊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在于对作家艺术家“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的强调。新中国前30年文学，提倡以工农兵等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形成独特美学风格，涌现出柳青、赵树理等人民作家，发展出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与较为完整的生产—传播—接受体系。但也有一定时代局限性，特别是以运动方式管理文艺，有时严重违背文学规律。新时期之后，社会各界对此有深刻反思，对其弊端有深入认识，但对“人民文学”的价值取向、美学风格与评价体系等正面价值认识不够。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另一方面又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意味着，既坚持“人民文学”价值取向，又将“人民”从群体概念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才能迎来文艺真正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学”要借鉴新中国前30年文学价值取向、美学风格与评价体系，结合新时代条件进行新的探索与创造。

“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更有文化自信

相对于五四新文学，“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更有文化自信。五四新文学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学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启蒙”和“救亡”相号召，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开拓现代中国人思想空间，塑造现代中国人灵魂，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发挥独特而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五四新文学本身也有文化不自信一面，其文学观念是参照西方文学形式与标准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学、俄苏文学极大影响。胡适“全盘西化”等主张都可以说是文化不自信表现，当然他们的文化不自信有深刻时代背景：在列强环伺、山河破碎的旧中国，中国最优秀作家深刻感受到时代痛苦，他们“掮起黑暗的闸门”，创造中国“新文学”，使之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核心，在思想启蒙与民族解放中始终处于先锋位置，为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已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几代中国人迫在眉睫的“救亡”问题，已经不是社会主要问题。虽然西强我弱整体文化态势没有改变，但伴随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提升，中国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越来越强，回首新文学之初可以发现，当时提出的不少思想命题是文化自卑或文化不自信的产物，需要我们重新梳理、思考和调整，在新的现实基础上提出新思想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文学”既要继承五四新文学思想启蒙与忧国忧民优良传统，又要具备充分文化自信，在新时代创造新经典。

“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新时代文学”之新还在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学有一套完整审美评价体系，形成自足系统，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化背景与底色。经过现代化巨大转折后，中国传统文学离当代中国人生活现实已很遥远，但对当代中国人思维方式、情感结构以及审美趣味、习惯、偏好仍有极大影响，作为巨大思想艺术资源，中国传统文学可以为当代作家所借鉴。伴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增强，可以预期在“新时代文学”发展中，当代作家必将越来越多研究开发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在这里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要避免简单模仿，从模仿西方经典到模仿中国经典只有一步之遥，但模仿只能是模仿，并不能产生真正杰作。

二是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并非传统文学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值得借鉴的，我们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自己分析、判断、取舍，只有经过消化吸收之后，传统才能真正活在当下。

三是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只有深入当代生活，以此为基础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创作出具有生机与活力的作品，才能在新时代真正延续中国文脉。

我们梳理“新时代文学”相对于“新时期文学”“新中国前30年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之处，并非对后四者的否定，而是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同时，以今天的视野做出分析与判断。中国文学伟大之处在于总能与世推移，不断创造新形式与新形态，以书写中华民族生活史与心灵史，新中国前30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新时代文学”则刚刚开始，它是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展开的中国文学，等待我们放手去创造。

新时代赋予文学以新使命，也带来新问题，需要文学去面对与解决。我们正走在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媒体数字化移动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新时代文学”既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又要勇于面对新问题、新现实、新经验，以开阔胸怀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凝聚中国人思想、情感与心灵世界，将中国经验熔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典，唯有如此，方能不负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