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滨诗歌里的每一个词语之间都包含着一些非常奇怪的技巧，一方面是他给自己高难度的要求，另一方面因为他有着非常积极、复杂的知识趣味，由此他的表述方式打开了一种更阔大的视阈。”诗人杨小滨近期亮相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成为“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第47期的嘉宾，主持人胡续冬如此概括他的诗歌特征。

杨小滨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深造，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在中国台湾地区做研究员。他理论素养深厚，但在日常交谈里却很少有理论术语，他将它们放置在专业的评论里，更重要的是他把习得的最尖端的理论内置为他写作的一个驱动力，与其用很多术语谈拉康、谈齐泽克，不如以诗歌意象、诗歌主题来表达，这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锯齿长，白昼短。/厂长把森林捆起来堆到河岸上。/小瀑布暗藏鱼玄机，顺枯枝/偷偷吟诗，一边磨牙/一边吮吸融冰。/厂长梦见从树皮下锯出小康，/听北风，也一样嘶哑，/好像木屑卡在舌根。/雪要给冬天润喉，却忘了/鹪鹩的清脆嗓门是怎样练成的。/厂长独自爬出削片机，/满身裂痕，好像雪山的布景/在切分音下陷入迷狂和呢喃。”（《锯木厂的冬天》）这是杨小滨典型的一类诗歌，尽管它看上去涉及一个场景，但绝对不能把它还原为一个单一的场景，事实上，它指涉了一种高度复合性的东西。“厂长”、“削片机”是一些具体的暗示性、反讽性的东西，“偷偷吟诗”，北风的“嘶哑”、“卡在舌根”这些词语都有对发声的一种焦虑，种种不同向度的东西在里面互相搭建、又互相擦除对方的踪迹。

杨小滨的诗歌内部有一个生长机制，似乎是语言的粒子加速器，在词语的粒子加速器里，诗歌经过想象力的真空管道获得修辞的加速度，最后变得无比的高能，它可以指向任何一个和诗歌原初设定无关的东西，但又带着一些非常强烈的呼应的张力。“……仿佛世界/藏在一片金箔下面发呆，/度过了几千年。翻开一张/有黄斑的书页，只有/鱼的切齿依稀难辨，但/一切爱恨都能悬挂在/未来的耳垂？所有真理/都上了无名指的历史圈套？”（《淘金指南》）两个设问，由淘金至情感、真理、历史，将事情本身用一些更巨大的想象和语义空间把它们替换掉，显得更加微言大义，诗人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和语言的加速度变化由此彰显。

杨小滨近来写了大量的“女物”系列、“主义”系列、“指南”系列，与他而言，是因为可以集团性地推出对某一观点的观照，“女物”系列即是希望以一个完全女性的世界观照、考察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将万事万物都冠以女性的名字；而“主义”系列诗歌里他用一种无处不在的、极微观的主义颠覆了对主义传统的描述，当一切都可以成为主义的时候，主义原来所具有的指引性、总结性意味都荡然无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事实上，这与杨小滨诗歌里的戏谑性不无相关。在最初写诗时，杨小滨就默默写着和民间、主流诗派都不太相同的诗歌，他把戏谑性带到诗歌中来，诗歌的抒情主体自我喜剧化。“挤出来后，我忘了/怎么才能比自己更矮。/连星星都白矮成高尔夫球，/还有什么是不能紧缩的。/连时间都能折腰，/我又怎么好意思抱怨/生活的扁担太重呢。/如果矮不起来，至少/胖是容易的——无非是/面对苍穹，谛听一阵阵/凹处的风声吹鼓皮囊。/其实，这没什么难懂的。/我只要站到玄机前，/一切拧巴都婀娜得要命。/而每一颗歪瓜劣枣，/也都绽放出夺目的笑脸。”（《哈哈镜主义》）生活的扁担太重，让人本身发生了哈哈镜一样的挤压，笑脸也似乎是挤出来的笑脸，一个“挤”字具备了多重解释，这里有词语加速器的写法，诗人的机智和奇思妙想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延展。

“法镭，男，原籍乌托邦，短发/无尾。柔情，会吹喇叭花。……//法镭，身高如火，体重/如风。说是去太平洋/学抹香鲸豪饮。二十好几了，/或是年届半百，铁了心，/想一口喝下一碗宇宙……”（《寻人启事》）熟悉杨小滨的人，知道诗里这个“法镭”即是杨小滨，“杨小滨”的繁体字转码简体字即为“法镭”，他戏谑性地创造了笔名“杨小滨·法镭”。他虽然没有用这个笔名发表诗歌，但他试写了一系列和“法镭”对话的诗歌。这不像费尔南多·佩索阿割裂了七十多个佩索阿，每个佩索阿写一类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伟大诗人，杨小滨与“法镭”更像是一种对生关系，以文体本身的错位喜感，写出了另一个杨小滨的孤傲不羁和奇妙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