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诗，但是没有专业的诗人。最早的诗集是《诗三百》，其中大多数作品出于无名氏之手，正如劳孝舆所说，“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当然《诗三百》中也有少数署名作品，例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又如《大雅·嵩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家父是周朝的大夫，尹吉甫是周朝的卿士，公务之余偶尔写诗，并非专业的诗人。只有《鄘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公夫人是位女性，并无官职，但她身为许国的“第一夫人”，也是“吃公家饭”的人，况且她平生只写过一首诗，不能算专业诗人。

到了汉代，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其中包括《诗》博士，那是为研究《诗经》的学者专设的一种官职，并非诗人。从魏晋至南朝，诗人渐多，但他们都是各种级别的公务员。试看列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诸家诗集，以谥号、官名为题者十居八九，像《魏武帝集》《魏文帝集》《陈思王集》《陈记室集》《阮步兵集》《嵇中散集》，不一而足。少数几种集子未题官名，如阮瑀的《阮元瑜集》，刘桢的《刘公干集》，其实阮瑀曾为军谋祭酒，管记室，刘桢曾任五官中郎将文学，其集题作《阮记室集》《刘文学集》也未尝不可。至于陶渊明，虽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曾数度出仕，《陶彭泽集》的书名，就是取自“彭泽令”这个官名。归隐之后，陶渊明耕种为生，只在“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时候才写诗，此时其身份是小农场主。无论何时，陶渊明皆非专业诗人。即使在实行“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举制度的唐代，也很少看到专业诗人的身影。考取进士的人当然成为官员，落榜者也另谋生计，无人专业写诗。所以唐代的著名诗人几乎都有官职在身：李白，曾任翰林待诏，人称“李翰林”；杜甫，曾任左拾遗及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拾遗”或“杜工部”；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白居易，曾任太子少傅，人称“白傅”；韩愈，曾任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连那位专心苦吟的贾岛，也曾任长江县主簿并被称为“贾长江”。唐以后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凡是成就较高的诗人都不是专业诗人。宋人陆游甚至对后人称杜甫为诗人而叹惋不已：“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清初吴梅村的墓碑上刻着“诗人吴梅村之墓”七字，仿佛墓中葬着一位专业诗人。但事实上吴梅村在明代官至少詹事，入清后亦出任国子监祭酒，只因他对仕清心存愧疚，才立下遗言如此自称。可见一部中国古典诗歌史，基本上是由非专业的诗人引领风骚的。

外国诗歌史的情形也大同小异。试看数例：但丁是佛罗伦萨的行政官；歌德曾任魏玛公国的首相和艺术与科学总监；席勒是耶拿大学的教授；拜伦先参加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活动，后又到希腊任某远征方面军统帅；雨果是法国贵族院的议员；普希金曾两度在外交部任职；惠特曼曾任记者、编辑；艾略特曾任杂志主编和图书馆长；泰戈尔早年管理农庄，中年开始从政，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只有华兹华斯有幸得到朋友馈赠的遗产，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湖畔徜徉吟诗，还被封为“桂冠诗人”，但这几乎是孤例。可见一部外国诗歌史，基本上也是由非专业的诗人支撑局面的。

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专业诗人呢？当然有。晚唐开成年间，唐文宗喜好五言诗，曾想设“诗学士”七十二员，来安置一些专业诗人。此议一出即遭大臣反对，李珏奏称：“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识理。……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由是作罢。晚唐确有一些“穷薄之士”专心写诗，甚至以诗为业，据《唐才子传》记载，曹松“野性方直，罕尝俗事，故拙于进宦，搆身林泽，寓情虚无，苦极于诗”；周繇“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马戴“苦家贫，为禄代耕，岁廪殊薄，然终日吟事，清虚自如”；项斯“性疏旷，温饱非其本心。初筑草庐于朝阳峰前，长哦细酌，凡如此三十馀年”。连自身的温饱都“非其本心”而只顾作诗，真可谓专业诗人了。但是这些专业诗人的成就都不甚高，由于他们缺乏关注社会现实的胸怀和眼光，便特别重视咏物、咏史等题材，或干脆追求怪异，例如李昌符作《婢仆诗》五十首，专揭婢仆之短，惹得长安城里的家政服务员皆想掌掴其脸，由此知名。又如卢延让，以“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等句得名，自称“得力于猫儿狗子也”。此类作品虽能引人眼目，但毕竟剑取偏锋，非诗国之正道。晚唐诗人在艺术上追求雕章琢句，难免流于细巧、险怪，风格猥琐卑弱。宋人俞文豹指责晚唐诗风：“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陆游更是愤激地说：“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一部唐诗史，正是在晚唐的专业诗人手中渐趋衰微的。

古代还有一些专业诗人举止怪诞，颇似现代一心想吸引眼球的行为艺术家。例如唐末的唐求，隐居在四川的青城县，酷爱写诗。每成一篇，就将稿纸捻成丸子，放进一个大瓢。及至老病，投瓢于江，祷告说：“兹瓢倘不沦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大瓢漂流在江面上被人捞起，其诗始行于世。又如北宋的龙太初，到宰相王安石家求见。王安石正与郭祥正交谈，看到门房送进来的名片上写着“诗人龙太初”五字，郭祥正怒喝：“在相公面前敢自称‘诗人’，此人真不知好歹！”王安石说：“且请他来相见。”龙太初落座后，郭祥正便让他当场写诗，并请王安石出题。当时有个老兵正在一旁用沙子擦铜器，王安石就说：“可作沙诗。”龙太初稍过片刻，便口诵一诗：“茫茫黄出塞，漠漠白铺汀。鸟去风平篆，潮回日射星。”郭祥正为之搁笔，龙太初从此名闻遐迩。唐求在《全唐诗》中存诗一卷，共35首，多写隐居生活，意境枯窘，诚如五代孙光宪所评：“诗思不出二百里。”偶尔咏及其他内容，也未见奇思妙趣，例如《马嵬感事》：“恨多留不得，悲泪满龙颜。”在白居易已经写出“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李商隐也已写出“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之后，这样的马嵬诗不作可也。龙太初的四句诗是当场命题，诗句也算精工，但正如闻一多在《类书与诗》中所说，只要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类书”熟记在心，临场发挥写这种咏物诗并不困难。况且龙太初除了这首《咏沙》外别无作品传世，创作成就十分有限。

这样说来，诗人不必专业？我的看法正是如此。那么诗人从事何种行业为好呢？什么都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诗人，妙手偶得，都有可能写出好诗，不必当专业诗人。试看五四以来的新诗界，有哪位著名诗人是专业写诗的？闻一多、朱自清等人都在大学里任教，即使最浪漫的朱湘、徐志摩也不例外。李金发不但当过雕塑家、外交官，甚至办过养鸡场。他们不当专业诗人的原因很简单，专业写诗的话靠什么糊口呀！其实当上专业诗人对诗歌创作并非福音，因为很可能导致“闭门觅句”的写作倾向。试想一位诗人拿着固定薪水躲在创作室里苦思冥索，诗材日渐枯竭，诗才日渐萎缩，久而久之，作品难免会成为“码字”“砌句”的文字游戏。我觉得作协与其签约这样的专业诗人来完成创作任务，不如干脆改签“机械姬”小冰，她的诗在不知所云和莫明其妙两个维度上都与某些专业诗人有得一拼，至于写诗速度，则绝对“秒杀”后者。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