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世后，故乡已经很少回了。此次，受友人之约去往它地。我居住的城市在西，它地在东，故乡就在中途。车走在宽敞路上，故乡也越来越近了，隐隐约约能够看见故乡的那一座我熟悉的山。这座山不是故乡唯一的一座山，但却是离我们老家最近的一座山。山不是很高，然而却有很多山杏树和桑葚树，每当山杏成熟时我和我的小伙伴就去采山杏吃，很酸，容易倒牙。但是桑葚特别好吃，当桑葚熟了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拿个碗，先是在那里大吃一通，嘴巴和脸颊都被桑葚汁染的紫黑色。然后再采摘一碗拿回家给妈妈吃，妈妈总是边吃边说：“甜，真好吃”。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骄傲和满足……

车还在飞速，两旁的树木一闪而过，看不清楚这些树木，但是前方的山却逐渐清晰起来。首先清晰的是山的西坡，西坡很陡，从车里看去似乎更陡了。小时候我也很少来西坡，主要在东坡玩耍。东坡山势比较缓，那时的每年端午节，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就在这个山坡上玩一种叫“滚鸡蛋”的游戏。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还很困难，端午节吃鸡蛋也不能管够。好的家庭每人能分到五个鸡蛋，一般家庭也就每人三两个。我家每人三个，吃两个，把剩下的一个用来“滚鸡蛋”玩。六月份的山坡青草已经长得很高了，草地非常柔软，像毯子。“滚鸡蛋”就是从山坡的坡顶上让鸡蛋自然滚下山根，然后大家往山下跑，谁找到鸡蛋算谁的。前两年自己不但得不到其他人的鸡蛋，就连自己的鸡蛋也赔进去，谁叫自己没有人家跑得快呢？俗话说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到了第三年的端午节我就开始琢磨方法了。在我们每年滚鸡蛋的地方往北一点的半山腰有一处长两米多的平台，由于草比其它地方高，表面上看并不明显。这个看似不大的平台完全可以阻止鸡蛋的下滑。那年的端午节的当天我早早地来到山上，拣几块石头放在我们去年滚鸡蛋的路上的顶端。当小伙伴都来的时候，我就假意地往坡下寻看，拿起石头给他们看，然后告诉他们这里石头很多，鸡蛋会碰碎。我让他们往北面移，我在最南面。他们都正好对准了下面的平台。为了不让他们看见鸡蛋滚到那个平台消失，我故意摔倒，顺势把鸡蛋甩了出去。鸡蛋有了初速度当然滚落很快，我就大声嚷嚷，提醒他们注意我这边。于是他们纷纷放下鸡蛋，让自己的鸡蛋自然滚落下去，往山下跑去。我看着他们远去后，慢慢悠悠地来到平台处，果然这次拣到了三个鸡蛋，把自己的拿回来后还多赚了两。以后的每年再过端午节在我的提议下每人增加到了滚三个鸡蛋，人数也扩充到十三四个人。有一年我竟然捡到了十五个。我就把十个送给了张大爷，张大爷我邻居，无儿无女，我告诉他是我爸让送的。这个游戏到上初中就不再玩了。

车速很快，一眨眼就要看见东坡了，我调整了一下坐姿，把眼睛贴在车窗上，我要好好地瞧一瞧我熟悉并喜欢的山坡。东坡终于出现了，然而却惊到我，这那还是我玩耍过的东坡？半面山已经没了，矗立在面前的是白喳喳的直上直下的石头面，看去好像一具剥了皮肉后的白骨，龇牙咧嘴，恐怖渗人。我不知道这里曾发生了什么。甚至我在胡思乱想着，难道沉香在此开山救母了。这时，在于此去往山的土路上几辆翻斗车拉着满满的石头子冒烟突火向大道驶来。我忽然想起车走过来的半路上有一处高速铁路修建工地正在热火朝天。把这些联系在一起，我明白了……我的心里有一股莫名的滋味，轻轻地“唉！”了一声，这声音轻得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在朋友中间，我这个人爱说爱笑，据朋友说我还很幽默，人缘还可以。然而这一次到了朋友那里之后除了简单寒暄之外，剩下的就是喝酒，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大家都关心我是否病了。只有我心里知道，我哪里是有病，我的心事他们如何能晓得。

这年的端午节到了，儿子放假从省城回来，他在省城已经工作好两年了。说起我们这与省城的距离不算太远，但也不算太近，儿子坐火车回家需要两个小时多一点。我也在省城读过书，我那时坐火车回家需要六个小时，其中四个多小时是从省城到现在我居住的县城，然后从县城再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到我的老家。想一想现在，交通真发达，真方便。他跟他妈妈寒暄着，我则接过他的双肩背包放到了衣柜上。他妈妈说给他端饭，他则对着我很神秘地告诉我：过一段时间这里就通高铁了，那时他从省城到家只需要二十多分钟。我听到这个消息，体会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所带来的方便当然高兴，满脸笑容并频频点头。然而当我下意识地意识到高铁这个字眼时，我的笑容由自然变得不自然，我感到我脸上的肌肉在僵化。儿子当然意识到了我的变化，很局促，就好像他说的什么我不愿意听的话。我一下子醒悟到在他面前的失态，心想：为了那座山把他弄得手足无措，本来就是我的心结与他何干。于是我紧忙打叉说：“吃饭吧，我们一起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