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红给自己的诗作命名为“土诗”，表明这些作品从素材的搜集到美学的提升，都与乡村生活保持着一种天然的、自在的联系。这当然与他现在担任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有关，然而，从元文学的视角审视，则不难看出作者热爱生活，发掘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创作姿态。从文学史的角度研判，这些作品则属于对传统乡土民谣的继承和弘扬，具有颂扬正义和针砭时弊的当下性价值。

文学当下性，是任何时代赋予其时文学的使命，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命题。然而，相比于其他体裁，乡土民谣更着意于针砭时弊，讲述当代故事，表达本土经验的直接性。陈年红生在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又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亲历者，更有着从祖母那里承继下来的民歌资源，这些构成了他创作“土诗”的客观要件，而他基层干部的身份，又赋予他观察生活的敏锐、多样和思考的优势。

乡村在作者笔下呈现出斑斓多彩的图景，乡村农民在他的笔下是“男人俏，一身皂，不是宝塔也镇妖”，而“女人俏，一身孝，梨花带雨显妖娆”，这里传递出关中文化的许多传统信息，“皂”者黑也，史载秦人尚水德，故衣黑色。关中男人服饰的尚黑，正是秦人沉雄大气品格的象征，而女人衣着的“孝”，即白色，则是孝老敬贤的象征。当然，作者的关注点绝不仅仅是一群从黄土大道上走来的俊男靓女，而是将艺术的笔触伸向秦人的文化性格，所谓“男人俊/像根棍/玉树临风能上阵”，“女人俊，性柔顺，相夫教子很温存。”热情地讴歌了男人担当、正气和形端表正的文化品格与女人相夫教子的良家品德。在陈年红的作品中，像这样承载正价值，传达正能量的作品，俯拾皆是，如《红鸟》中“你若带她离家乡，她寻死觅活翻白眼”那浓浓的乡恋情结，《冷娃》中关中汉子那“吃饭端老碗，咥的是燃面。辣子染红碗，就的葱姜蒜”的粗狂和豪放，《情思》中“月亮爷，明晃晃，妹在河边洗衣裳/洗的净净的，捶的硬硬的/打发哥哥出门去”的婉转吟唱，不但讴歌了乡村爱情的质朴无华，更将当下农民进城务工，重塑形象的时代感宣泄得淋漓尽致。而《蘸蒜》，则把乡村农民富起来的喜悦跃然纸上，那种“大口咥着软蒸馍，县长都没咱谄活”的自豪，正是新时代农民“平等”意识的生动写照。从此不难看出，诗人扎根乡村，以父老乡亲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乡土民谣的当下性从来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讽喻、教化、鞭挞假恶丑，与讴歌、颂扬、倡导真善美一起构成反映现实生活的完整的话语体系。而后者在陈年红的乡村“土诗”中占有很大分量：

大伙吃你不吃把你那份去喂猪……大伙拿你不拿把你踩的地上爬。

作品辛辣地讽刺了侵占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道出了在一种美丑混淆，是非颠倒，不健康的人文生态下，好人洁身自好，不染尘埃的艰难和不易。他们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成为被人“嘲笑”的对象，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裹挟”效应，诗人给自己的作品命名为《裹挟》，一语点破了腐败要害正在于民族精神的堕落和是非观的湮没。诗人作为一位基层干部，对于文化多元、理念多元背景下人们理想信念淡漠，道德沉沦、人际关系疏远的现状，对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乡村精神家园的荒芜有着切肤的体会。因此，他的作品，或直指“求人装笑脸，用完 变尻蛋”，“嘴上挽的花，借钱没麻达”、“上司面前一脸笑，手下面前光发噪”的诚信缺失和“双面人格”，或者辛辣地批判“孝子哭，逆子笑，二老爹娘没人要，吃喝宁往猪圈倒”，“推牌九，打麻将，地里荒的不成样，管他收成咋个像”的不良村风，这些批判在诗人的笔下从来都是直接而犀利的，字里行间透出诗人文化忧虑、精神忧患的深沉目光，读来发人深思；或感喟“咱娃敢吃一点亏，大人就往他屋追；咱娃敢受一点伤，叫他全家都不宕”的家庭教育失误，发出“除夕过了是新年，告示贴在村边边。二老赡养靠法院，惯子惯出泪涟涟”的警示，带给读者振聋发聩的感受。这些诗句，或诙谐，或辛辣，或揶揄，然而，表达的却是十分庄重的主题。

陈年红的“土诗”，在语境上打着关中地域性语言的深刻烙印，蒸腾着地气的温暖，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宛若开在乡村土坎上的刺玫花，虽然浑身带着刺，却以绚烂和芬芳装扮春天的美丽。如诗人在描写乡村医生时写道：“面面土，贴膏药，大夫来了就好了”，“北莽原上无闲草，看你识宝不识宝”，有一种“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质朴美。由此我想到，中国的新诗究竟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要不要从民间乡土歌谣中汲取营养，这似乎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需要在新时代回答的实践问题。

2018年3月30日于咸阳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咸阳市作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