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碰得头破血流时，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我想，所有亲近文字的人都会有类似感受。你可以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可以将文字视作葱茏草木，使荒漠不再，可以将文字视作鸽群，放飞无边无际的天空。

文学之于我的意义首先是美、是诗性的探索与表达。曾经有年轻人问我：你的小说一直将美感作为一种精神向度，但是，美有足够力量净化人心吗？我回答道：美不是万能的，但如果连美都显苍白，那么还有什么有力量呢？

与美相通的是诗性。何为诗性，诗性具有哪些品质和特征？诗性是流动的、水性的。它不住地流淌，流淌是它永无止息的青春动力；它本身没有形状，喜欢被“雕刻”，面对这种雕刻，它不作任何反抗，而是极其柔和地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性是一种可亲近性，它没有巨石阵般的冲突性和压力。诗性，表现在文字就是去掉浮华、做作的辞藻，让语言变得干净、简洁，叙述流畅自如又韵味无穷；表现在情节上，不去营造大起大落、锐利猛烈的冲突，而是和缓、悠然地推进，张力含蓄其中；表现在人物选择上，是善良、纯净、优雅的，水做成的形象。

“上善若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物质不是重与刚的，而恰恰是轻与柔的——诗性并不软弱。当沉重如山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冲动于喝尽一杯咖啡之际消退时，一部《边城》依然了无痕迹地震撼着人心。我的所有写作都向诗性靠拢。那里，才是我的港湾，我的城堡。

这种美与诗性，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气质。西方文学尤其现代小说经过对古典文学不遗余力的围剿后，托举出“思想深刻”这一评价标准。中国在数千年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标准里有“深刻”这一条吗？没有，尽管我们的文学一样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人谈论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时，采用的是另样范畴：雅、雅兴，趣、雅趣，情、情趣，格、格调，意、意境，味、滋味，妙、微妙……我们说的是“诗无达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说的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谁能说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低呢？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与审美、诗性同样具有推动人类向前、净化人心作用的，是悲悯。悲悯是文学的古老命题。我认为，任何一个古老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永恒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基本属性之一，才被称为文学，才能够为人类所必需。从文学史来看，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将自己交付一个核心词：感动。感动自己，感动他人，感动天下。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情怀。当简·爱得知罗切斯特双目失明、一无所有，反而重回罗切斯特身边时，我们体会到悲悯；当沈从文《边城》中爷爷去世，只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悲悯；当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寒冷冬夜擦亮最后一根火柴点亮世界并温暖自己时，我们体会到悲悯。

那么，具体来说，写作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就我作为中国作家而言，是中国故事；就个人而言，是个体经验。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是最丰富的创作资源，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片土地是很不明智的。这片土地在星辰转换之中早就深深雕刻了写作者的精神世界，忽视它、拒绝它，将会使自己一无所有。更关键的是，这块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生长着故事——我看到了这个资源，汪洋大海般的资源。只知道坚定地立足于这片土地还不够，还要探究跨越时空的共通的人性人情：题材是中国的，主题是人类的。与此同时，尊重个人生活经验，从文学角度来说，“我”与“唯一”是同义词。个人经验是片面的，但我们无法回避片面。托尔斯泰是片面的，雨果是片面的，狄更斯是片面的，乔伊斯是片面的，沈从文也是片面的，而这一个又一个片面使阅读者获得相对的完整性。

从写作本质上来说，我从来不认为儿童文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有什么不同。儿童文学主要阅读者是儿童，儿童决定着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审美的、悲悯的，既是中国故事的又是人类视野的，这同样是我所认为的优秀儿童文学当有的追求与标准，不矮化儿童，也不矮化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