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曾说：“中国缺少情诗。”此话不无道理。我们从但丁、彼特拉克、歌德、海涅、雪莱、拜伦、普希金等人的诗中，可以清晰地找到其爱情经历，发现其爱情生活的痕迹，但从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中却难以找到，即使从当代诗人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诗中也难以发现。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儒家的诗教观念也是其中之一。在“诗言志”的支配下，古代不少诗人都反对以诗言情，如清代诗坛盟主沈德潜便是其中之一，认为诗“非为艳情发也”，所以他评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对于南朝《子夜歌》、李商隐《无题》、王次回《艳情诗》等一概排斥，以为“君子弗尚”，正可以看到这种偏见。

　　虽然《诗经》和南朝乐府诗中有不少情诗，却都是民歌。西晋张华写过《情诗》五首，那几乎都是闺情，与男女之间自由本真的热恋追慕、离别相思之情很不相同。从《古诗十九首》到《玉台新咏》，乃至　《春江花月夜》，其中所谓的艳诗，几乎也都是以游子、思妇为主题的，与今人概念中的情诗仍有区别。直到崔护《题都城南庄》等个别诗篇的出现，才有了今人所认为的情诗。

　　不过，在我数十年的古诗徜徉中，却发现了中国情诗的一个高峰，这就是从中晚唐到南宋的宋宁宗时代，相当于公元九世纪到十二世纪。若以诗人为标志，就是从元稹到陆游，历时约三百多年。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可以用大量的事实来加以佐证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人身份大写艳情诗，并形成一定风气，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当从元稹(779-831)开始。他的《莺莺诗》《压墙花》《古艳诗》等都作于九世纪初，陈寅恪曾感慨地说：“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所以，如从男女艳情和情诗的角度来加以检讨，元稹的位置要比白居易重要得多。

　　与此同时，刘禹锡与白居易也写了不少情诗，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等也都写于九世纪初。正因为有了元稹的艳情诗和刘、白开其先，才有了李商隐的无题诗、杜牧的冶游诗和韩偓的香奁诗，这些诗都以男女之间的自由追慕、爱恋、相思为主题，为唐诗增色不少，也为后来的唐彦谦、赵嘏、吴融、张泌等抒写情诗开了先河，又为词的发展铺垫了道路。

　　而晚唐五代词的繁兴，可说是唐诗的一种发展和变体，是诗的一个类别，却把中国的情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温庭筠、韦庄在诗中言志，却在词中言情，五代文人纷纷效仿，从“花间词人”牛峤、欧阳炯、顾敻、孙光宪、毛熙震等，到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等，无一例外，均在词中大写男女之情。并且还为词的言情找了一大堆理由，诸如“词本艳科”、“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而词媚”……所以，从“诗言志”发展到“词言情”，这是中国文人的聪明。自词崛起以后，中国的情诗都跑到词里面去了。于是，从十世纪的五代十国起，词就名正言顺地以男女艳情为主题，多写花前月下、相思爱慕、离愁别绪，就连李煜这样的一国君主，也为时尚所驱，风气所染，喜写艳情，“今宵好向郎边去……教郎恣意怜”等，虽引起后人争议，但仍被视为“词家本色”。这一风气和传统一直延续到两宋，并造就了一大批情诗高手。从以温、韦为首的花间词派，到宋代的柳永、晏殊、欧阳修、晏几道、苏轼、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陆游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真挚动人、精致优美的爱情诗篇。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李清照、陆游等一边在诗中言志，一边在词中大胆言情，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历代传诵的情诗名句，十之八九都集中涌现于这一时期。如果说公元九世纪的情诗名句有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刘禹锡的“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那么到了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情诗名句则如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如繁星丽天，熠熠生辉，如珠箔银屏，迤逦而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尤为可贵的是，在这批情诗高手中，还出现了二位更为杰出的人物，这就是晏几道(1038-1108)和秦观(1049-1100)。晏几道虽为宰相之子，却单纯得很，对官场门槛一窍不通，兴趣全在男女之间，对已交的男朋女友忠贞不渝，被黄庭坚称为“四痴”。但他却写下了许多缠绵悱恻、令人动容的情诗名篇名句，如“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忍泪不能歌，试托哀弦语。”“分飞后，泪痕和酒，占了双罗袖。”“佳期在，归时待把，香袖看啼红。”特别是他的“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被陈延焯视为“言情之作，至斯已极!”秦观与晏几道同时，生性浪漫，因“影附苏轼”，屡遭贬谪，故放任于诗酒美女之间，大写情诗。与法国诗人兰波一样，随作随丢，却为他人所重，代代相传。如“人去空流水，花飞半掩门。乱山何处觅行云？”“相看有似梦初回，只恐又抛人去几时来。”“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特别是他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至今脍炙人口，简直有如忠贞爱情的格言。如果说但丁、彼特拉克是意大利情诗的杰出代表，歌德、海涅是德国情诗的杰出代表，那么李商隐、晏几道、秦观无疑是中国情诗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出现在中国情诗的这一高峰期。

　　一个十分耐人寻思的现象是，中国的情诗高峰期过后，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使诗歌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走向社会、人性，涌现出但丁、乔叟、彼特拉克、莎士比亚等人创作的一系列情诗名篇，并一直延续和影响到近代的各种文学流派。所以，像元稹、李商隐、晏几道、秦观等一系列情诗名篇的涌现，不仅使中国诗歌的内容题材更为丰富，而且也为中国情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铸造了一个后人难以逾越的辉煌与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