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写诗不久，我就读到了那些经典的现代诗人的教诲，诸如“诗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诗不徒是情感，而是经验”，等等。对于正在摸索中的我来说，这些观念（带着格言斩截的力量）自然像在前方投下了一束光线。可是，不必说那时还无法真正理解里尔克所谓经验的内涵，反而苦于缺少想象中阅世的历练，情感上也难免年轻时一团混沌的烦闷，所以，立志学习观察，最终呈现出来的往往倒是自我意识的戏剧。

大约是在三十岁前后，我强烈地感受到变化的渴求。个人生活的一时困顿，周遭世界急骤的变动引起的意识的震荡，使我像是猛醒般急于理解身处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它们如此具体、驳杂，伴随着纷歧的解释，也构成心智上的魅惑。兴奋感和无措感交替涌现，几乎令人疲惫。我无法找到恰切的声音和结构来融摄这意识上的变化，它甚至也不再是最急迫的愿望，有很长一段时间，写诗对我来说好像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逐渐地我才明了这种变化的渴求的内核。我这个年龄的人多是在政治的冷漠感中成年的，写作意识上本能地亲近审美自治的观念，这是上一代诗人奋力争求的，此时也已略有积累，可是因袭之下也容易失落他们抗争的对象赋予他们的粗糙而必要的视野。而当时势移易，对此有所察觉，一时却又难以形成有效的语言，有时就从一极跳向另一极。

时至今日我仍然信任诗的赋形能力，只有经过言说和书写，庞杂的现实材料才能上升为现实，而诗的言说即使不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也是最直取核心的，最综合，因而也最艰难。它需要的不是仅仅一团热忱的情绪，而是认识的呈现，是在赋予现实以形象的同时也能展现出它的肌理。它需要诗人锻造自己的认识论，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时，也连带着方法。

对我来说，诗最终诉诸的对象是文明。即使在我们借助诗做着最私密的倾诉或最迫切的呼吁时，都仍然会朝向它敞开，接受它的审视。诗人为语言所做出的贡献也将汇流于其中。在新诗不长的历史中，观念世界巨大的更迭错动和种种情势的挤逼，使写作者屡屡收缩乃至放弃自己的使命，今天，我们固然期待诗能主动地回应变化着的现实与文化，但也不应再重复这一历史。

2010.3

来源：《上海文化》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