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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之发端以打碎五七言的窠臼为己任，但五七言不是不能作为新诗的结句之法，五七言之不得不增字或减字变成非五七言是因为句的信息量，诗的语言不外乎是以最经济的言数使表达更丰富，更具体而微因而更不隔，更传神或者还更曲折。言数的增加必然要因为是句的信息量的增大，因此新诗也大可不必将诸如“白日依山尽”写成“明亮的太阳依着山落尽”，空自增加五言也没有增加什么信息，倒不如写成“白日依远山尽”，增加个“远”字也增加点关于山的信息。反过来，即是新诗之欲突破五七言，则必然逼迫诗人增大诗句信息。从而，也使得诗具备丰沛的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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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忆向阳》自道：“有不少题材用新诗写起来，会显得平淡、一般，像‘连队图书馆’、‘工休小演唱’……我也曾写成新诗，都不满意，改用旧体诗形式，写出来觉得还有点味道。”臧克家说出的新诗与旧诗的这点区别是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的。何以一句现代汉语的表述弄成五七言就弄出了些诗味，或者反过来，一句五七言的诗弄成现代汉语的表述就丧失掉诗味了呢？我们需要知道，孤立存在的字与进入集字成句序列的字是不同的，字一旦进入集字成句的序列，字就不再是独立的了，而且因为字与字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字或者更具体地说字的读音和字的涵义都可能“形变”。不同的组织中，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如“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杜甫《羌村三首》）历来就对是“娇儿畏我，娇儿复却去。”还是“娇儿畏我复却去。”即“复却去”的是“娇儿”还是“我”争论不休，这也就是说，这个五七言句中本身就包蕴着这两种可能性，但如果写成现代汉语，或作“娇儿有些怕我又顾自怯生生地走开去。”或作“娇儿有些怕我再离开他们。”就只剩下一种释读了，信息传递更准确了，但其代价是信息本身的丰富性丧失了。这很有点光子的波粒二象性丧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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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初叫白话诗，一味推崇用白话作诗，殊不知白话与文言是辩证的，是能够在诗中共构同存的，如杜甫，如周邦彦皆不乏这方面的佳作。江弱水写道：“一千年来，周邦彦为什么不断被称为词中老杜呢？撇开别的因素不说，周邦彦具有老杜一样的罕见天赋。他妙解音律，能自度新声，最擅长将文字纳入精美的音乐图式中。这些文字，可以是最活泼新鲜的当时人的口语，也可以是从过去的典籍中采撷来的最文雅的字汇。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锦幄初温，兽烟不断’，均属于典雅的对句；而下阕‘向谁行宿’的‘谁行’，‘直是少人行’中的‘直是’，都是当时宋人的口语。《风流子》中，‘欲说还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商’，是美妙的书面话语；可到末了，‘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又是标准的口语了。可见周邦彦虽然刻意地追求丽辞，但是他从来没有丧失与当代活的语言之间的联系。北宋词家如黄庭坚，未免过度口语化而近于俚俗；南宋作者如吴文英，则太多书面语以至于僵化，鲜活的口语成分丢失太多。铃木虎雄有一个说法甚好：‘雅语六分，口语四分’，词多佳作；而‘一面以雅语为本体，在紧要处，适当地点缀一点口语者，佳作最多’。”（江弱水：《古典诗的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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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新诗以胡适为鼻祖，但现今几人思过？——“一九三三年，朱光潜写了《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后的意见》，梁宗岱写了《文坛往那里去——‘用什么话’问题》，两文都直接针对胡适的系统观点而加以批评。朱光潜开宗明义地说，胡适‘作诗如说话’的根本原则是错误的，这个新诗运动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作诗绝不如说话。”（江弱水：《古典诗的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96-297页）读来不免让人一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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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未必是要驱逐五七言，而只是要建构与当代活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使诗有能力操持当下言语，即让诗有能力说自己时代的话语。言语的当下性中是鲜活的情趣和同样鲜活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