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飞越异域的乌鸦：“汉语被囚禁的日子”

汪剑钊的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是一个隐微的重要存在，翻译家的名声似乎遮蔽和掩盖了作为诗人的汪剑钊形象，但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汪剑钊是远为重要的。因为，汪剑钊很久以来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一个超拨的语言魔术师才有可能让曼杰什坦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塔、普希金、丘特切夫、勃洛克以及波普拉夫斯基等杰出的俄语诗人在中文中真正以“诗”的面目出现。近十几年以来，通过这些杰出的诗人呈现在中文里面的语词的韵律、色彩、思想和形象，汪剑钊深刻影响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而隐身其后的作为诗人的汪剑钊呢，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忘记了。

作为一个在大学就职的学者，汪剑钊科班出身，具备较深的研究功底和很强的研究能力。本来，他可以按照一般的路子走下去：不断地接各种应景课题，在学术圈子内搞得风声水起。可是多少年来，他只是默默地翻译着、写着。他抵御住了许多诱惑，淡泊而宁静，只因诗歌的蓝色火苗绵绵不息地闪烁在他心灵的神龛。诗歌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在某种意义来说，“诗人”是唯一能够包含他全部身份的称谓。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有“中心思想”的人，在看似温和的面容下，有一种很强大的执着力和韧劲，就像那些来自他家乡的蚕丝一样，他有一颗“大心脏”，负担着内在的孤独。

近三十来，他广泛涉猎和研究过俄语诗歌、俄国思想史、英美诗歌、非洲诗歌和中国新诗史，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俄语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诗歌赤子对诗的热恋，都可以看作是他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进行的苦修课程。为了看到更多的好诗，他去翻译，为了更好地翻译，他去了解诗人的背景，为了更好地了解背景，他翻译一些背景性的重要思想（他翻译的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两本名著是这方面的代表）。从英美诗歌到非洲诗歌，从俄罗斯黄金时代的诗歌到白银时代的诗歌，从中国现当代诗歌到古典诗歌，从诗歌到围绕着诗歌的思想，汪剑钊乘兴而往，而在生活上清贫依旧。他本可以去做官，他本可以去译一些挣钱的东西，但为了一个纯粹的诗人的梦想，他在生活允许的范围内保持了自己的尽可能的纯粹。在汪剑钊的文章《诗歌是什么》中，他提到了为何要写作：“至于为什么要写，一个原因是出自我喜好幻想的天性，由于写作的存在，我经常可以获得在现实人生以外的另一种人生，那种超越时间和空间局限的体验让我十分着迷；另外一个原因则跟对死亡的恐惧有关，由于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意识到肉体的必然性消亡，我渴盼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我存在过的痕迹。我的诗歌梦想是什么？通过词和词的缀连，让汉语的诗性可能尽可能得到发挥，在诗歌缺失的地方播下一些诗歌的种籽。我在文字领域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创作、翻译和评论，都是迈向这一梦想的试步”。

对曼杰什坦姆诗全集和茨维塔耶娃诗歌集的翻译，使汪剑钊在诗歌界和翻译界的声誉达到了高点。可是，在其中又消耗了多少光阴。近十年来，汪剑钊的个人创作明显变得少了。无论是去俄罗斯做研究，还是一个人默默地翻译，都比较少有机会和心境进行自己的诗歌创作，这也许就是他在诗歌中所说的“汉语被囚禁的日子”：

汉语被囚禁的日子，

声音像一名私奔的少女，

拨开浓雾，在异域的天空下，

寻找自由的爱情。

——《有感》

但是在那些异常精确和优美的翻译中，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一个诗人在词与词之间进行的艰苦的搏斗。汪剑钊把译诗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是在创作一种特殊的诗：“我们必须认识到译诗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它绝不是‘克隆’，更不是原封不动的重现和复制。最后的译文应是父精母血结合后诞生的一个孩子。这个新生儿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而是有着父母各种遗传基因的另一个，它在容貌、性格上与父母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却绝不是等同，它的智力和体魄既可能强于父母，也可能弱于父母，在与后者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保持了自身独异的存在……。因此，我说，译诗就是一次恋爱，有时甚至是一次不无冒险的恋爱。我这么说，实际就把译者放在了恋爱者的位置上，这个比喻或许仍有不贴切的地方（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确有其相近的地方。因此，翻译诗歌的译者就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准备好玫瑰花与巧克力，写好自己的情书，为此需要扩展自己的视野，多多阅读，多多练笔，像提炼镭似的锤炼自己的语言能力，提高对象语和目标语的感受能力，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健康的孩子”。

当然，提炼镭似地锤炼自己的语言能力，最终还是为自己的梦想：做一位不断超越自己，不断达到比前一个自己更高境界的诗人。翻译，也不过是“梦想的试步”之一。作为一个诗人，汪剑钊在近年来的创作中呈现出了越来越高的水准，翻开诗集，我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人性的舞台，这个舞台的中央有一只象征化了的乌鸦，神秘的乌鸦、杂食的乌鸦，成长的乌鸦，纯粹的乌鸦，渴望的乌鸦，哲理的乌鸦。一只人性的乌鸦，一只抒情的乌鸦。这里面有孤独，有痛苦，有喜悦，有自然的历书，有异域的月光，有批判的锋刃，有机智的狂想，有死亡的魁影，有爱和爱的消逝，有命运无常的悲叹，有继续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家乡和童年。

二、抒情的乌鸦：“一首诗可以容纳多少精神”

在汪剑钊看来，长期以来，中国诗歌的真正精神被深深遮蔽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诗歌由于其表达的快捷性，被人们赋予了一些它原本并不具备的特质，把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安放到了它的头顶。它也因此承担了许多本不属于它的义务和职能，以至于在现实中沦为政治简单的传声筒、道德和宗教的庸俗代理，以及各种文字娱乐和游戏的工具。这种做法所导致的后果便是，诗歌最根本的品质――抒情和审美的功能严重受创。于是，我们看到，在那种氛围下“创作”出来的诗歌，除了外形（分行、韵律等）以外，总体上已被那些非诗的成分包裹了起来。”

汪剑钊是一个典型的抒情诗人，在一个普遍贬损抒情诗的当代诗歌环境下，汪剑钊坚持认为，诗歌的主要元素是抒情性。在一个视抒情诗为幼稚和不成熟的时代，他坚持自己似乎相当“落后”观点：“诗是人类的‘真善美’诉求刺激和触发了诗人的情感，于是，诗人便借助想象力的提升，去追问、发现和命名，最后，以一定的形式（例如：通过分行增强节奏，利用韵脚营造旋律，借助隐喻、象征、暗示、事典等手段）在语言中体现了艺术的可能性。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诗的本质应该是抒情，言志、说理、叙事是它的派生物。也就是说，抒情性是诗的标志性元素，其他如叙事性、戏剧性、哲理性等都是它的亚元素”。

在所谓“九十年代创作”中，抒情诗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抒情诗通常看作是一种滥情的、无节制的、过时的诗歌风格，是一种青春期的写作，在一个特定历史语境中它被视为一种从观念上就要驱逐出去的风格。虽然，抒情诗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有一些“天然”的弱点，但它也有一些比日常叙事诗学写作占优的地方，它们往往更容易懂、更容易感动人，所以，历来为人们喜爱的诗大多数是抒情诗。中国古典诗歌有浓厚的抒情特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食指、多多、北岛、芒克、昌耀、海子等都以抒情诗歌感染了读者，而汪剑钊所了解的俄罗斯诗歌更是以强烈的抒情而闻名于世。康德认为，“共同感受力”的假定是审美可能性的前提。确实，个体的叙事不像情感的表达那么具有共通性，而诗歌要求的含蓄令这种个体叙事的共通力进一步下降。其实，认为抒情诗幼稚的人本身是幼稚的，他们对抒情诗作了狭隘的理解，因为正如汪剑钊所说，诸如叙事性、戏剧性、哲理性等亚元素是完全可以共存于抒情诗中的。

汪剑钊是一个南方人，但长期生活在北方，使他兼备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综合性”：“我本人出生于中国南方，那里气候温润，夏天酷热，它那些狭窄的巷子、弯曲的街道、精耕细作的工作方式、交叉分布的陆地与河湖，以及因此形成的人际交往的分寸感，对我产生的影响几乎可说是宿命的。它们给我带来了细腻的感受力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三十岁后，我迁居到了北京。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而且是一座极端化的北方城市，街道宽阔、建筑物高大、气候干燥，而且每年都有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这种典型的北方式环境也参与了我的精神自我实现，给了我不少积极的影响，其粗犷、大气和庄重为我的写作注入了很多新鲜元素，使我从以往狭小的视野中挣脱了出来。如今，很多朋友说，我不像南方人，这指的是我行事与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再局限于一些琐事和细枝末节上”。

当然他承认，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南方人：“不过，我自己知道，在骨子里，我还是一个真正的南方人，敏感、多情，口味挑剔，虽然也具备了一些北方男人的特征。它们表现在我的诗歌创作中，通常便以综合性的面目出现，在我处理得好时，情感奔涌与理性控制相得益彰、互相提升，它们就像冬天的雪花一样，在寒冷中表现出特殊的温情”。

诗人沈苇曾把对南方的思恋比喻为一种保持“蛙皮的湿度”的努力。这种比喻对汪剑钊也是合适的，一有机会他就会回到南方和故土，看望越来越年迈的父母，感受母土的温存。在汪剑钊早期的诗歌《南方》中，他把这种感情写得如此细腻奔放。这是驼背老桥的南方，这是绿色静脉的南方，这是石板路延伸的南方，这是水波荡漾的南方，这是蝴蝶花盛开的南方，这是他的永远的根：“南方，绿色静脉的南方/田垄上的紫衣少女沿着布谷鸟的哨/采撷芳香四溢的野菜花/捕捉生活的根须”。

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人，汪剑钊非常细腻，“敏感、多情、口味挑剔”，比如，他对睡眠有比较高的要求，经常无法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入睡。写于2004年的《睡眠》一诗，写得异常优美和神秘：

我的睡眠是一只美丽的瓶子，

比床小，比世界大。

悄悄刨开黑暗的沃土，

培植梦幻的花。

翻身，按动时间的遥控板，

调整音量，

让喋喋不休的小鸟

学会

花朵的沉默。

那是轻到

不能再轻的声音，

却能穿透一切的喧哗，

包容

整个死亡的平静。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来自一次失眠或半梦半醒的体验，汪剑钊在梦境中醒着，在梦境中翻身，这里有花的音乐，有鸟的沉默，只有这种长期与失眠搏斗的人，才能体会到一种声音的永远存在，一种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让他醒着，让他凌驾于整个死亡的平静之上。

   同样写于2004年的《门》是一首精深、复杂的佳作，一个日常的场景，突然向远方展开，向裂缝深入。这是一个中年诗人自己的《神曲》，这也许只是在一次最平常的回家途中，在楼梯口，他感到他来到了人生的中途，他开始陷入幻想，转入深思。物与人、世界与精神，选择和命运、天使和魔鬼、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肉身和灵魂、日常和神秘、生者和死者、门和钥匙、具体和抽象……而一首诗不也是一个楼梯，一扇门吗？不是也在门、锁和钥匙的纠缠中展开吗？

七单元，四0一，

靠左，木头与铁，

被警惕的眼球经常忽略，

静止的框架，

像一座方形的桥拱，

布满世界的空，流动着

物与人：据说，物质不灭，

那么，人有什么可以丢失？

变化，一个残酷的游戏：

……进来，出去，……

出去，进来，

……进来，出去……

第四层，侧面对着楼梯，

就像弗罗斯特的叉路口，

划出了阴险的十字。

天使抖动翅膀，发出白银的

一声声脆响，魔鬼戴上彩色面具，

旋转并交换舞伴，争取

我摇曳不定的意志……

停顿，在楼梯狭窄的拐角处，

普通的缝隙漏出神秘的光。

于是，好心的长者开始回顾

肉身的来路，帮助

堕落者猜度灵魂的去向。

门，提醒铅灰色的存在

――锁把的必然，

以及铜制钥匙的某种可能。

斑驳的锈花，潦草地

记录夕阳坠落时刻的匆忙，

具体性稍显凸起的门槛

磕绊了我周密的抽象。

一首诗可以容纳多少精神？

我们意识中的美，不断

打磨，学习死亡的入门术，

蜕变――简单的真，

而复活，文字的网格

再度敞开了一扇扇小门。

这是当代诗歌中一首非常突出的诗，一首抒情诗，但又不是普通的抒情诗，它体现了成熟的当代抒情诗所达到的高度。抒情性是这首诗的标志性元素，其他如叙事性、戏剧性、哲理性等亚元素都一起存在，只有一个睿智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曲折的诗歌。抒情性、叙事性、戏剧性、哲理性，在这首诗中都是同等重要的，说抒情性是一种标志性元素，其实是说抒情所具有的统摄性。“一首诗可以容纳多少精神”？可以容纳无限，因面向死亡而永恒，一个个语词向天堂和地狱打开，每一个皱褶如一扇扇小门。

三、乌鸦四重奏：“诗歌的乌鸦时代”

汪剑钊的文论《诗歌的乌鸦时代》是一篇很有概括力的诗学佳作，在文章中并没有多少玄学，也没有时兴的那些不必要的引文，但通过理性的分析，把握住了当代中国诗歌的多个重要层面，对理解中国现代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视角，尤其对理解汪剑钊的个人创作提供了比较可靠的钥匙。

以下我从四个层面结合汪剑钊诗学的观点和他的诗作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面，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看，我们确实是处于一个乌鸦时代。这是一个欲望极度张扬，从物质到精神界，都面临大量的畸变，正如汪剑钊所说：“毋需否认，由于处在一个非常态的转型期，人的自然性和精神性正遭受着严重的剥夺，以诗性为代表的人性化生存方式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精神内部出现了一种极端主义的变异，一方面，政治继续在行使它的‘领导权’，对文学和艺术竭尽其控制和压迫的可能，迄今为止，我们许多文学作品仍然是某种政治意图和导向的注解；另一方面，经济已经崛起，并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人们以往用来创造诗歌的智慧，而今被用作了广告词的撰写，至于从前进行绘画、雕塑的才华和技能，则被消耗在了大小建筑的装修之中”。

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汪剑钊写了许多现实题材的诗歌，这些诗歌着力揭露现实的阴暗面，体现了对这个市场逻辑下疯狂世界的强烈不适感：这是推土机为标志的时代，乡村被毁灭，古迹被破坏，传统伦理被践踏，弱者如野狗一样流离失所。这样的诗歌有许多，我这里仅举其中的一首，即：作于2000年的《建设工地随想曲》：

推土机挺着肚子走过的时候

死人不得不再死一次

枝叶茂盛的枥树，霍然倒下

比上一次更加彻底

明代的陵墓一声惨叫

蹦出秦砖与汉瓦的灵魂

这里，新世纪的大厦将拔地而起

一条病魔缠身的野狗

不知所措，在小路的尽头

声嘶力竭地吠叫

仰望着苍白的新月

想象着，那是最后的家

第二层面，与乌鸦一般的社会背景相对称，仅就诗歌而言，这也是一个乌鸦的时代。汪剑钊说：“对于诗歌而言，这是一个乌鸦的时代。……或许任何时代的诗人都生不逢时，但当代的中国诗人对此可能体验更深，他们天性里的浪漫精神很难找到一块纯净的浪漫主义天空。太阳已经下山，月亮尚未升起，玫瑰的花魂也已逃逸，留在世间的只有现代主义的乌云和暧昧不明的后现代主义黄昏”。

汪剑钊很清楚，那些“不祥、阴郁、绝望、颓废、虚无、神秘，等等，是现代诗所着力体现的一些东西”，诗人是那些乌鸦，他们不再是天堂鸟，他们的歌喉不再婉转悠扬，当代诗人只能直面自己的乌鸦时代，从而再造自己的诗歌：一种乌鸦时代的诗歌。对诗人而言，这就是他们所遭遇到的现实，所以汪剑钊说：“但这恰恰是一些凝聚了现代人生活特性的真实情绪和体验。高科技的发展和普及，我们的现代生活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也暴露了比那些可能性更多的缺陷和断裂，从而打破了从前的和谐与平衡。今天，我们放眼望去，随处可以看到的是：高分值的希望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失落，对意义的追问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讥讽与嘲弄，现实生活中的偶然与荒诞加大了认识上不理解的外延，等等。现代诗作为对现实的表现或折射，必然要涉及这部分内容”。

可是，在一个乌鸦时代，人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同流合污的乌鸦，可以成为感伤的乌鸦，也可以成为一只嘲笑的乌鸦。汪剑钊在早期的诗歌中，有许多抗议的声音，但也有许多体现个人内心的声音。如在那首写于1997年的名诗《月光下的乌鸦》中，诗歌呈现的那只乌鸦是神秘的、带有中世纪的色彩：

这座大楼比棺材更幽闭

一小步的错失

从生命的走廊踏进死亡的广场

女巫在喑哑的花丛里狞笑

睡着的是眼睛醒着的是心脏

写作中的我

像一只月光下的乌鸦

尖喙轻叩白纸

不祥的尾巴划过斑驳的墙壁

洞开一扇窄门

任凭想象的肉体自由进出

牙齿老去舌头依然健在

祖父的亡灵低低告诉我

关于坟墓中迷人的游戏

牙齿与舌头一辈子的争斗

柔软磨蚀了坚硬

我面前的这张纸

透显大片神秘的空白

一个单词的降临

宣示人间莫名的奇迹

我知道我最终将老去

如同死去的乌鸦

闻不到蔷薇的芳香

散落的羽毛是零乱的叹息

大楼在晨曦初绽的片刻訇然倒塌

传说里的蝴蝶并未出现

写作中的我不动声色

仿佛一切出自我的阴谋

羽毛斜插在月光缺席的地方

诗中呈现的是一个预言家式的诗人，在自我的困局中以语言、以词的奇迹抚慰自己。大楼在坍塌，女巫在狞笑，生命进入死神的口中，“我”也在老去，如同死去的乌鸦，羽毛散落一地。可是，你也可以从诗中看到，那可以吐出词语核心的柔软舌头仍然可以战胜死神的牙齿，笔仍在进行词语的搏斗，白纸仍然可能是一个未展开的天空，散落的羽毛仍然是羽毛，和月光有一样的光泽。

近几年来，汪剑钊直接去表现时代的、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诗歌渐少。一只咀咒、嘲笑、讥讽的乌鸦，逐渐从陷于与社会的争吵的屋檐下撤离，回到更加个人的树林，回到内心的老巢。因为个人的现实也是一种现实，它也可以是一个小的社会，它的镜子里有更亲切、同时又更深邃的容颜。写于2004年的《恋爱中的乌鸦》，是现代咏物诗的代表作之一，既有现代诗的巨大张力，又很好地继承了从陶渊明、李商隐到南宋词家姜白石、王碧山的托物言志的古典咏物诗传统：

我爱你，我学习去傲慢，

泄密，是为了彻底的忠诚，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你单眼皮的大眼睛就可以发现

我羽刺下谦虚的美丽。

我嗓音沙哑，

这说明，

我已成功地渡过

伤感的变声期。

我迎接成年的放逐，――蜕除了

合唱队的尾巴，

把白色的茸毛归还给

喧嚣的白昼，进入

一个人的黄昏。

我的孤独如同夜雾

疯狂生长，

却并非与生俱来，

我那有黑色素的纯洁

依然渴望缠绵，

渴望呱呱声里隐秘的狂欢。

为了撩开

月全食的面纱，

我科学地焚烧黑色的羽毛，

用泣血的尖喙

顶起一轮红色的月亮。

是的，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一只更亲切的乌鸦，一只渴望爱情的乌鸦，它很黑，但黑得纯洁，黑得热烈，黑得纯粹，它已经完全回到了个体的独特中，“蜕除了，合唱队的尾巴/把白色的茸毛/归还给喧嚣的白昼，进入/一个人的黄昏”。这是一只在抗争的乌鸦，它“用泣血的尖喙/顶起了一轮红色的月亮”。

第三个层面，乌鸦代表了一种杂食性，体现了现代诗的混杂。汪剑钊用乌鸦自况，也体现了他自己的良好的胃口，体现了一位当代诗人广博的阅历和宽广的音域。汪剑钊说：“相传，乌鸦的血可以擦亮人们的眼睛，得知这一点，我们的诗人大概可以得到少许的慰藉，或许，由于他们的存在，人们可以看清被世俗生活所蒙蔽了的真实。另外，鸟类学家告诉我们，乌鸦具有不少优点，譬如：杂食性，忠诚，反哺。与之相对照，现代诗似乎同样具备这些特性，首先，它有一个强健的“胃”，就内容而言，举凡生活的方方面面，诗人们都敢于吸纳进来，在形式上，叙事性、戏剧性、口语等因素作为亚体裁纷纷出现，诗歌越来越体现出某些综合性的特征”。

汪剑钊的杂食性，我们已经在文章的开头有所涉及，关于这个方面，他自己也有很好的陈述：“由于某种偶然，我粗通了俄语，从事过并可能继续从事俄罗斯诗歌的翻译工作，由此我也受惠于俄罗斯诗歌，俄罗斯诗歌向我指示了创作的精神高度，俄罗斯诗人则提醒我要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至于如何转化和生成，我不曾细想过，它大概是潜移默化的，有点像我日常所消耗的饮食，它们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化成了我的肌肉和血液”。

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汪剑钊诗歌的俄国因素，以俄国的游学经历以题材的诗歌占了他创作的很大比例。比如在风格上，他的抒情诗的格调颇有俄国诗人的味道，当然要做仔细的文本分析才能说得清楚。比如，汪剑钊翻译过的非洲诗歌（如桑戈尔、索因卡、雷培里伏罗等）对他的写作也有影响。还有比如说他译过的狄兰·托马斯的诗歌的调子也回响在他的某些诗歌中。但是汪剑钊相信，中国古典诗歌对他的影响才是更重要的，他说：“中国古典诗歌给予我的肯定要大于任何一种异域诗歌，它告诉了我，语言如何在可能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极致的美，引发了我对诗歌的终生热爱”。

在写于2000年的《生活场景》，他写出了自己对中国古典色泽、声音和情景的倾心和偏爱，这古典的江南，是他的梦想的出发地：“在摇滚乐的疯狂伴奏下/阅读宋代的传奇/想象那有水井的地方/绿衣少女挥动裙带/浅斟低唱柳三变的慢词/比月光更为强烈的白/穿透乌云/穿透/狂风吹不动的夜幕/茂密的树林/倾泻它的柔情/一如老树抛弃熟透的叶子/纷纷扬扬”。

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在汪剑钊的诗歌里面，跃动着的是一只非常美丽的乌鸦，一只纯粹的、力图驱除一切功利色彩的乌鸦。汪剑钊这样定义他心目中的诗歌：“诗人何为？诗人所为就是在人间完成上帝未竟的事情，通过语言之水洗去尘世的污迹，让人逐步摆脱他（她）的动物性，走向完美的人性。在此意义上，诗歌就是衡量人性的一种终极性的尺度。换句话说，诗就是要让人‘活得像个人样’……恰恰是它的这种非功利性特征，保证了诗歌高贵的品质。如前所述，它是衡量人性的尺度，一旦丢弃，人或许将由高级动物向低级动物坠落，千万年的进化将变成一个笑话……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我们则通过诗歌可以看到最美好的人性”。

汪剑钊的诗学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是真的有那么多所谓的“创见”吗，我们知道许多“创见”不过是一些个人的梦呓。在写于2011年4月的《反赫拉克利特》中，他提出了个人的抗议：

唾沫四溅的诡辩！

常驻，流变，

霜白的此岸到葱绿的彼岸，

跋涉，无数次挣扎，

人踏进的永远是同一条河流。

对美的敏感和纯粹感是植根在汪剑钊诗歌的深处的，但美决不仅仅是唯美，有时这是一种彻骨的美。哪怕所写的是个人和民族的灾难，汪剑钊的诗歌仍然保持着一种庄严和纯粹的美感，只是在岁月和痛苦的枪尖上，他的语词磨得更有光泽、更五彩缤纷。写于2011年6月的《记忆》很短，但充满力量，“记忆有自己的喉结”，这是多么恰切而凝练的语言，那凝结在喉结中的声音，是任何强权都无法清除的：

记忆有自己的喉结，

让六月一个平常的日子发出

沉闷的声响：静默

是飘零的落叶，脱离淤紫的玫瑰，

遮蔽远方枪炮的奏鸣曲。

而写于2010年8月的《随感》，我们看到一个诗人的狂想，这是一个苦涩的幽默：

暑热。我想把夏天切成薄片，

像西瓜一样，腌起来，

留到冬天享用。可有人告诉我，

这是妄想……

是啊，命运如此无常，爱情如何保鲜，这永远是一种无解。面对个人正常生活的解体，他虽然非常痛苦，但在诗中并没有责怪他人，而是把一切归于命运弄人。写于2010年6月的《随感》同样是一个狂想，同样苦涩，但充满人性的光辉：

向着遥远的天空

扔去一只拖鞋，

阻挡疾速流亡的那片霞光；

与星光的草莓一起坠落，

并且，共同腐烂……

四、恋爱中的乌鸦：“比永远多一秒”

2012年后，汪剑钊的诗歌呈现了一种新的光辉，这种光辉来自新的爱情的滋润，在《你隐匿于黑夜》、《情人节是一首未完成的诗》、《比永远多一秒》等诗中，诗人唱出了他的抒情嗓子的最高音。

相对于初春的羞涩或秋天的冷寂，诗人的抒情对象“来自一座荆棘丛生的花园”，更像是夏夜的月亮，她坚硬，她并不讳言黑夜对她长期的占据，然而，她坚硬，她激烈地挣脱黑夜，淋漓地撕开阻隔，义无反顾地把星空变成爱的海滩：“你长期隐匿于情感的黑夜，宛如/一首失题的抒情诗/看坚硬的月亮如何把星星泼溅成飞扬的海沫，/捡拾飘零的韵脚和错落的节奏/固执地等待一场浪漫的现代主义风暴” 。

她比秋和冬温暖，但比春天或清晨诚实，“比夕光下的夜莺多一分诚实/也比清晨的露水少一点忧悒”。所以，诗人明白，“初春，我知道夏天对于一个女人是多么重要”！（《你隐匿于黑夜》）

《情人节是一首未完成的诗》纪录了两位天各一方的恋人的思念。这是一个神奇的湖泊，蓄满了所有新婚的爱意。这首诗里，至少有三重形象跃然纸上。

第一重是思念，爱人的幻觉中的形象时时萦绕，像玉米穗子，在内心一直缠绵不去：

你举起纤手向远方轻轻挥动，

一万朵真理的白云便开始在蓝天上奔跑，

阳光这金色的血液，灿烂依旧，

含笑迎接两颗漂泊的灵魂，

决定玉米与木耳的缠绵。

迸发于正午的爱情，在子夜

结晶为钻石，缓缓升起成月亮，

与时间骄傲地结伴而行。

情人节是一只甜苹果的感觉，

更是一个许下承诺的行囊。

第二重是声音中的爱人，那音波撩记忆的裙角，春天在手的树枝上抽出嫩芽。这音波是灵与肉的牧场，在声音的间隙都被思念和回忆的细草占据：

微风撩起自己的裙角，飘过

嫩芽初绽的树梢；顷刻，

有一片轻纱掠过你温柔的耳骨，

触摸春天的心脏。于是，思念的闪电

击打鼻翼和笑盈盈的嘴角……

晨安！晨安！离别之伤

浸润着肉体的电波与灵魂的磁场，

思是孤独的左手，念是寂寞的右手，

期待相互握紧的瞬间。爱（你和我）

是抒情的细节，铺垫成长的叙事。

第三重是誓言和洋溢诗情的主人公的形象，是诗歌自我指涉的形象，在长长的电波之后，一首诗将诞生，它在保持住爱的炙热同时，也力图保持住汉语的尊严：

今夜，我不用玫瑰代言，

只想用汉语承载全部的梦想，

写下温柔的文字，直奔你的内心，

让单词的触须拥抱你的羞涩，让音节之唇

吻遍你的高贵，排列分行的诗句

催动你的血液在两颊燃烧。

零点的钟声已经响起，

我的秃笔还不曾蘸尽激情的墨汁，

禁不住发出巧克力的感慨：

情人节是一首未完成的叙事诗，

只有开头，没有结尾……

而在诗人那首最美妙的《比永远多一秒》中，我们重新看到那片霞光，那片诗人曾认为无法追踪的流亡了的霞光。如今，这霞光回来了，它不仅来自遥远的云的后面，也来自诗人自己的掌心，手机里的消息穿过他心弦的颤动，甚至从身上的红毛衣向外渗出。在人性的晴空下，他怀抱着一个盛大的节日：

一片啼啭的云飘过，

遮住摩天大楼的避雷针，

而我，把你肉感的短消息握在掌心，

仿佛怀抱一个盛大的节日。

我随手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红毛衣，

超现实地联想到艾吕雅，

自由之手曾经疯狂地建造爱情的水晶屋。

一项必须两个人完成的事业：

生活，赶在终点站消失之前，

我无可救药地爱你，

那是情感专列对于时间钢轨的迷恋，

永远爱你，永远……

哦，不，比永远还要多出一秒！

【本文选自《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一期。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