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诗百年，人们经常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新诗的写作中没有大诗人。新诗里没能出现天才的诗人。如果放在二十年前，或许这些准闲话式的议论，还能勉强支撑自己一下。今天再回到这样的话题，真相其实是，新诗的百年实践中不是有没有天才有没有大诗人的问题，而是新诗的天才新诗的大师有没有运气的问题。 

就境界而言，诗是一种更好的运气。严格地说，这也涉及写作的一个动机：假如诗如果不是出自一种运气，它其实完全可以不必写出来。再进一步，一般认为，诗的好坏是由诗人的天赋决定的。也许这种印象的确可以在诗歌写作史中找到一些佐证，但从根本上，诗的好坏是由运气决定的。诗人的天赋，博学，良好的心智，充沛的灵感，在某种程度上会起一点作用，但这些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诗是由运气来决定的，诗的批评的好坏取决于它是否能成为诗的运气的一部分。通常，人们会觉得诗的批评的好坏，是由批评者的才学和见识决定的。这其实也是很皮毛的观感，批评主体的文学才智，固然重要，也值得尊重，但好的诗歌的批评只能建立在它是否能变成诗的运气之上。如果仅仅满足于对一首诗，表达一些不凡的看法，虽然也不错，但这还不足以让这些看法成为一种好的诗歌批评。

如何判断一首诗？那向你发出邀请的，是否本源于生命的原始场景。在我们的诗歌场域里，人们经常纠结于如何判断一首好诗，经常把大量时间耗费在绞尽脑汁试图确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鉴别诗的好坏的标准。其实，确定诗的好坏，只有在特殊的场合里才是有必要的。而且，确定诗的好坏本身也只是一种二流的工作。如何判断一首诗，也许很复杂，但归根结底，一首诗不过是生命的一种风景。所以，在一首诗面前，只要有足够的阅历，你难道还看不出你面对的是怎样的风景吗？

再进一步，什么是诗？诗，就是你接到了那个神秘的邀请。说起来，也不复杂。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在你和世界之间，因为有这样的邀请，孤独反而变成了生命中最好的最可信的礼物。

好诗会把我们带向边界。而最好的诗则正把你带向边界。这几乎可以用来作为诗的一个标准：能把我们带到边界的诗，就是好诗。或者说，好诗都具有一种力量，能把你带到你可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这也几乎可以用来作为诗的一个定义：诗是一种边界现象。哪怕是最熟悉的言辞，在边界也会涌现出陌生的意味。也不妨说，诗是生活和宇宙的双重边界。

诗，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抵抗思想的阴郁。更特异的，甚至是要抵抗文学自身的阴郁。 

对个人来说，大多数时候，所谓诗的形式，就是你有没有过形式这一关。形式和权力的关系也非常诡谲：如果你足够强悍，形式最终会屈服于你的审美意志；如果你过于柔弱，形式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你的才华吞噬殆尽。

作为一种经验，诗最重要的特性，是它对个体生命的激活能力。用法国诗人兰波的话说：我是一个他者。没有这种激活，我们的感知力就会处在一种封闭的自恋之中。更重要的，假如没有这种激活，一个人就不会接触到内含在他自身的生命的潜力。所以，写诗，读诗，绝不仅仅是一种无用的消遣，它们事关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机遇的把握。

与其探究个人性如何在诗的写作中发挥作用，不如省察个人性如何在诗的写作中留下独特的印记。一个敏锐的诗人往往面临两种内在的选择：通过你，诗成就了语言；抑或，通过我，语言成就了诗。对诗而言，最好的个人性，其实就是一种即兴性。缺乏即兴性的诗歌写作，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开始，它可能只是让诗人的风格意识变得越来越迟钝，最终它会窒息诗人的想象力。

小诗人的写作，诗的自由即绝对不允许有阴影和边界。它近乎一种虚张声势的能量释放。大诗人的写作中，诗的自由即诗的责任。换句话说，诗人的自由是一种神秘的责任。它包含着对阴影和边界的接纳。诗的自由是一种独特而又清醒的现实感。

小诗人和大诗人，并不仅仅指向一种写作身份。更多的情形下，它们是写作主体内部的两种偏爱相互角逐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大诗人身上的小诗人往往比小诗人身上的小诗人更活跃，也更反动。另一个明显的标识是，大诗人身上往往有很多小诗人，它们构成形形色色的分神；而小诗人身上往往只有一个很少受待见的大诗人，它常常令小诗人感到狂躁。

吊诡的是，大诗人身上的大诗人，往往比小诗人身上的大诗人更难见到。一旦出现，它就把作品提升到伟大的高度。大诗人之所以是大诗人，就在于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候遏制住他身上的小诗人的分神伎俩；小诗人之所以是小诗人，就在于他也总能在紧要关口杀死自己身上的大诗人，以获得一种浅薄的终于摆脱了羁绊的感受。

写诗的动机，如果从本源上讲，它是对生命意愿的一种意志的表达。如果从文明的角度看，它则是一种顽强的探究；主要任务是，用生动的细节去重新刻画被意识形态抹平的世界的本来面目。 

（选自《诗收获·2018年春之卷》之《诗道鳟燕2017》，原载《草原》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