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诗会中的诗人之间的相异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已经不用再去强调。我想接着周瓒所提到的——“总体性”问题说说我的想法。周瓒提的问题很重要，她谈到，团体也好、组织也好、平台也好，是到处都可以组织的。我们强调每个人的区分，而不谈“总体”，或无法明确什么诉求、气质，那北京青年诗会和很多的群体、平台相比，怎么区别出来呢？她可以问的更直接：它的意义是什么？它能贡献什么呢？

　　我不想谈北京青年诗会的“总体”，而是想问，为什么我们如此惧怕总体话语。东东的微信名字是“总体作者”，那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多人的“总体性”是什么？中国独特的政治经历会让我们避谈总体性，其中有危险，我们都担心。但这么多年的“个体”话语已经走到了极端，每个人的写作都指向各自的“内在”，让我们的写作变得非常散碎，甚至看起来非常多元，但事实上，这种千奇百怪的样貌有多少是生效的呢？它们一般也只是些修辞外貌，根本谈不上什么风格。风格是更严肃、更根本的东西。

　　尼采在《施特劳斯——表白的作家》的前半部分一直在呼唤一种统一的风格。我相信，以尼采的敏锐，他想要的绝不是某种整齐划一的东西，而是针对时代普遍状况的共通理解，并捕捉到某种共同的气息。这样才足以形成文学的新样貌，形成自己的典范。

　　这不是要我们自我经典化，而是要更勇敢也更认真地对待“新颖”和“独特”。而如今我们正处在“新颖”和“独特”的汪洋之中，根本就不能、甚至就不敢去要求一种统一的、共同的风格。因为，就接触资源的方便程度讲，过去的什么时候都比不了现在。一个年轻人可以轻易地在各种资源中为自己找到一个谱系，或真或假地把自己放进去，由于这些谱系都是随机组合的，也就很容易显示一种外貌上的“新颖”，而且每个人都有权确立自己的“新颖”。

也许我们真正要做的，可能正好相反，而是应该去清理这些似是而非的资源和传统，以便留足空间，安放我们自身必须面对的问题。自觉地梳理文学史，认清自己的历史处境，那种共同的处境，廓清我们的动作空间。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谈过几次，其实今天再谈已嫌啰嗦，但看见大家仍在强调“区分”、“独特”、“间距”，就忍不住要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