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当代诗歌与传统诗歌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景龙先生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论证，该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出发，全面分析总结了传统诗歌对现当代新诗的影响，考察视角匠心独具，分析阐释层次多样，所引例证包罗万象。

关键词：杨景龙；传统诗歌；现当代诗歌；关系

新诗的生成问题，从二十世纪至今一直是诗歌界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绝大部分诗人、诗评家们认为，新诗更多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养分，得益于“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1]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有梁实秋，他认为：“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2]。另外，还有些与这一观点截然相反的声音。而杨景龙先生的见解则比较独特，他认为“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应各占事实的两个方面，尽管中国新诗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西方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营养，但也不能不承认，几千年来的诗歌传统已经浸入诗人们的血脉，这是斩不断、分不开的，因此，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传统诗歌的影响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新诗的肌体中来。

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诗评家们普遍承认“横的移植”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巨大作用，研究成果非常丰硕，而对于“纵的继承”则重视不够，相对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论著，杨景龙先生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添补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存在的空白。仔细研读下来，笔者发现，该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首先，匠心独具的考察视角。杨景龙先生借用韦斯坦因、莫德·鲍特金以及罗兰·巴特等人的观点，对现当代新诗是否受传统诗歌的影响问题，给予了非常形象的阐释，他以为文学史就象一条流不断的大河，上游之水总要往下游流淌，而且居于大河上游的那些蕴含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情感内容的“母题”和“原型”，作为“背景或大的观念”，总要对后世文学进行笼罩性的渗透，致使一些题材形成“一个特殊形式或模型，这个形式或模型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存下来”，或显性或隐性地，出现“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或引用已有的言辞”的结果。因此说，后来的诗歌接受前代的影响是必然的。”在具体考察这一问题时，作者并没有孤立地谈论古诗或新诗，而是把二者放在一起对读，采取古今比较的视角去解析现象，解读作品，考察角度新颖独到，由此而得出的见解观点自然也就与众不同。全书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分为三篇：主题篇、方法篇、典型篇，分别从不同方面来讨论古典诗歌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主题篇侧重于古典诗歌在思想观念层面对新诗的渗透；方法篇讨论了古今诗歌在形式手法上的传承；典型篇则选取几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诗歌流派、诗体的个案加以研究剖析。做到了多层面、多角度地贯通古今，探寻现当代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当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了恰当的评估，打破了诗学领域人为划出的古今分治疆界，在古今诗歌的交叉部位为中国诗学研究拓展出新的学科空间。杨景龙先生的研究思路，确如《文学遗产》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可以拓展学科空间并且大有助于学术创新的研究路向”。

其次，层次多样的分析阐释。该书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研究古典诗歌对现当代诗歌的影响，因而比一般的分析更显全面客观。具体说来，主题篇和方法篇从宏观方面着眼，阐述了现当代诗歌在情感内涵和艺术技巧两方面对古典诗歌的承传和演变。主题篇对时间生命主题、爱情主题、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乡愁主题、自然主题等不同题材的古今诗歌进行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以爱国主题为例，爱国主义是贯穿古今诗歌史的一个恒久不衰的话题，作者先分别阐述了古代和现当代爱国题材诗歌的整体风貌，后又以古今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为典型，把屈原和闻一多、郭沫若、余光中放在一起类比，印证了现代新诗人、新诗歌对爱国传统的自觉接续和认同，接着分析进入现当代之后，诗人们对于这一传统题材的重新理解和有意解构，层次脉络非常清晰。在方法篇中，作者举出大量例证来阐释现当代诗歌在艺术技巧方面（语言形式、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氛围、叙事性与戏剧化、用典拟作与互文性）对古典诗歌的继承和发扬。典型篇则是从微观入手，选择几组极具代表性的诗人（胡适、余光中等）或诗歌派别（新边塞诗、新生代诗等），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比较。以舒婷为例，她诗歌的整体感情基调酷似以浪漫感伤为抒情基调的唐宋婉约词，书中指出，其诗作所选取的情感题材的人性内涵，流露出的执着忧伤的凄美情调，结构的曲折层递，语言的柔婉清新，意境的朦胧隐约等，都与唐宋婉约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典型篇从不同方面对现当代诗人诗作与古代诗人诗作进行具体比较分析，不仅有助于理清诗人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同时借助于这些个案的研究，为当代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如何处理“新”与“旧”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再次，包罗万象的所引例证。杨景龙先生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丰厚的知识储备，对于古典诗歌和新诗都相当熟悉，在做理论剖析和比较时往往能够切中要点，并能根据不同的论证需要引经据典，使读者在接受理论的过程中也能同时得到诗意的熏陶启发。书中列举的例证众多，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比如：主题篇第二章爱情主题，仅一个章节，所涉及到的具体诗作就有几百首之多，从脍炙人口的古典诗歌典籍《诗经》、《离骚》到私语式、个人化色彩非常强烈的现当代新诗（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辛茹《有一朵玫瑰》、小君《我要这样》等），作者都能恰切举证，如数家珍，并就某些具体作品进行富有个性的审美鉴赏。读者在理解诗歌理论的同时，能够结合具体作品的参照分析，很是形象直观，避免了阅读很多理论书籍时难以避免的枯燥乏味、晦涩不明、虚无空泛之感。正如赵山林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景龙本身就具有诗人气质和相当高的理论修养……”[3]（序第2页）全书文笔潇洒，诗意盎然，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需阐述时旁征博引，需举例时信手拈来，语言尽量做到浅显明白，并不故作高深，一些专业性的诗歌术语也尽量深入浅出地加以解释，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凡此，皆是作者的“诗人气质和相当高的理论修养”的具体体现。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诗人气质”给了杨景龙先生写作该书莫大的优势，却也使该书注定会存在些许遗憾。正由于作者的“诗人气质”，使他在分析某些诗人诗作时主观色彩略重，这主要体现在对海子的分析评价方面：“他的诗太蹈虚，太浮泛，缺乏对生活、情感、景物的真实细致的具体描写。……他的很受欢迎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感情浮泛，思想甜俗，毫无新意；他的《亚洲铜》、《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等诗，莫名其妙，破碎随意，几无理路可言。……海子和他这一路诗人，没有创造出完整浑成的作品，是评论家替他们重新整合，然后给出意思。但那意思也主要是评论家的，而不是诗人和诗歌本身具有的。”[4]（第292页）对于海子，这样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允。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对于一首诗的解读，读者会因为各自的人生经历、文学素养等不同而有不同的见解，一首有内涵的好诗，正应该给读者充裕的解读空间，试想如果解读同一首诗时，每个人的见解都是一样的，我们恐怕就很难说这样的一首诗是好诗了。此外，该书着重阐述的是古典诗词曲对新诗的积极影响，对于古典诗歌施与新诗的消极影响并没有涉及到，可能是由于体例或篇幅的关系，这或许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尽管书中存在着这样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杨景龙先生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的出版，有利于诗人和诗评家重新审视传统诗歌与新诗的关系，对于传统诗歌施与新诗的影响和新诗所取得的成就，给出中肯的评估；更有利于拓展诗学空间，打通古今壁垒，使操持新旧不同诗体的诗人消除彼此间的隔阂，改变当代旧体诗人认为新诗语言芜杂、意味寡淡，而新诗人又认为当代旧体诗内容陈旧、形式过时的成见，新旧交流，优势互补，为了中国诗歌的再度繁荣携手努力。

刘 敏

西南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2期

参考文献：

[1] 纪弦.现代派信条释义[J].现代诗,1956,(13).

[2]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J].诗刊,1931,(1).

[3][4] 杨景龙.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