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8日，杭州西湖岸边微风习习、杨柳依依，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三位年轻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在湖畔合影，纪念他们刚刚成立的诗社“湖畔诗社”。这张饱含友情的照片还将寄给诗社的另一位发起人——应修人，他已回到了上海的工作岗位上。照片中的几位青年人或许并没有想到，他们的才华与友谊共同凝聚成的这个小小诗社，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卷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汪静之自1920年秋来杭州求学后，就结识了同样热爱诗歌创作的潘漠华、冯雪峰。他们以诗会友，还共同发起了社团“晨光社”，并邀请学校的三位老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做顾问，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三个新文学团体。不久，汪静之的诗作相继在《新潮》《小说月刊》上发表，诗集《蕙的风》也即将出版，他的才华初步显露出来，这一切都引起了在上海工作的应修人的注意。彼时的应修人，虽然已经步入工作岗位，却仍然有着一腔质朴而热烈的向学之心，亦对这才华洋溢的诗歌主人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和激赏之情。他主动写信给汪静之，希望能交换诗作、切磋诗艺，就这样，两个年轻人通过一封封热忱而真挚的书信结为诗歌上的挚友。

▲湖畔诗社成员（左起）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1922年摄于杭州。

冬去春来，他们的通信从未中断，既有灵感突然袭来时的只言片语，更不乏诗人天真浪漫的瑰丽想象与遨游天外的思绪，亦有探讨人生与命运、情感与宇宙的肺腑之言。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应修人与汪静之的友谊也日益深厚。

1922年3月，应修人写信给汪静之，希望能在杭州一聚，踏春吟诗。他为此特意请假一周，并且在信中附上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因为彼此还未曾真正见过面，细心的应修人就告诉汪静之，自己会按照片上的装束到达火车站，希望他不要认错。3月30日，应修人如约来到杭州，当天就和汪静之一起畅游西湖。微风吹拂着水面，也在这两位相知已久的年轻人心中泛起层层波澜。虽然此前素未谋面，可是长久的鸿雁往来和深入的交流让他们之间毫无陌生与拘谨，反而飞快地彼此熟稔起来，仿佛早已相识相知多年的老友。应修人兴奋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从堤边、水面/远近的杨柳掩映里/我认识了西湖了。”清新质朴的小诗正如应修人当时的心情一样愉悦欢快。汪静之在聊天时提到了晨光社，应修人对此很感兴趣，希望能结识几位社里的优秀诗人。于是第二天，汪静之邀请潘漠华、冯雪峰一同游览西湖。

西湖上的游船很小，刚好能容下四人同乘。小小的船载起了他们恳切而真挚的友谊，也载起了无数的情思与才华。

四位年轻的诗人一起饱览西湖美景，在白堤上散步，在雷峰塔旁吟诗，共同的志趣使他们一见如故，结为了知心朋友。杭州，在诗人的眼中是温柔浪漫的，而“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也成了他们美好友谊的见证。如果湖边的微风和杨柳还记得那一天，记得这几位青年热忱的目光和激扬着才情与智慧的连珠妙语，也必定为他们而倾倒。

在接下来的三天内，四人交换诗稿，写诗唱和，正如汪静之所说“庸俗社会封建礼教禁止恋爱”，“心中的热爱抵抗压力，因而不可抑制地发出爱情诗来”。四人在诗歌创作上有着相近的理念，都充满了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的豪情与真诚。应修人于是提出将自己的诗和潘漠华、冯雪峰的诗和在一块儿，争取出版。在这个念头的鼓舞之下，他连夜挑选诗作，在征得其他人的同意后，将这部合集命名为《湖畔》。4月4日，四人又在西湖聚首，大家觉得出版诗集要有名义，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诗社，就叫“湖畔诗社”。他们还把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中的六首诗也编入《湖畔》集，视这部诗集为四人友谊的象征。至此，湖畔诗社宣告成立。一个看似一时起意的念头，却造就了文学史上无比灿烂的一笔。

直到归期来临，应修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三位挚友，离开了杭州，三人才想起相聚几日竟然忘了拍合影。于是在湖畔诗社成立的第四天，三人在西湖岸边合影，以兹纪念。

回到上海的应修人积极为《湖畔》的出版而奔走，他请上海美专的朋友设计封面，联系《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等报纸刊登销售广告，最后还自筹资金，终于在5月上旬出版了这本小巧精致的诗集。此后，汪静之出版了诗集《蕙的风》，冯雪峰、应修人和潘漠华三人的诗文合集《春的歌集》又紧跟着出版，在当时中国的文坛掀起了一片浪潮，尤其是汪静之的《蕙的风》广受青年人喜爱，在短时间内即印刷6次，销量2万余册。

四人都以情诗见长，虽然写作风格各有特色，却都饱含着一种天真浪漫的期待与向往。当时恰逢新文学运动初期，青年们刚刚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仿佛摆脱了压在身上的钢铁般的枷锁，重获新生。他们的生命是崭新的，情感亦是崭新的。在这勃勃的生机之中，更增添了他们对幸福爱情的憧憬。《湖畔》集以抒情短诗，精妙恰当地吐露了青年们的心声，又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文笔，宛如一块巨石，在当时的社会中激起了千层浪花。

“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这是对他们之间友谊的生动描绘，也将诗社成立的缘由在短短几字中阐述得淋漓尽致。对酒当歌，无论欢笑还是泪水，都在心弦上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造就的是或凄婉忧伤或天真欢快的乐章，也激起了他们之间无数的感慨与深刻的共鸣。

“树林里有晓阳，村野里有姑娘”则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点明了湖畔诗社的诗作内容，树林里的朝阳有着重重云层也挡不住的夺目光芒，足以融化肃杀的冬日留下的冰霜。那彼此相爱的人，心上最珍贵的姑娘，亦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他们歌颂着最天真热烈的爱情，也歌颂着最真挚诚恳的灵魂。

《湖畔》集从形式到内容都别具一格，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朱自清、鲁迅、胡风等人都盛赞《湖畔》的清新缠绵风格。朱自清曾说：

“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

短短几句话道出了湖畔诗社四位主要成员的性情与风格，这既是来自长者的恳切评价，亦是对他们文学造诣的极大肯定。

他们的合作在今日看来，或许只是几个喜欢写诗的青年人一拍即合成立的文学社团，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当时汪静之尚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其余几人虽各有生计，也只是勉强糊口，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又恰逢当时社会局势不稳，经济萧条，诗集的出版就显得更加艰难，他们不得不向多方寻求资助，幸而不少赏识他们才华的师长慷慨地伸出援手，帮助了这些年轻人，才让《湖畔》诗集得以面世，也让湖畔诗社和这张珍贵的合影留存于世，即使到今天仍能被我们记起。

后来，诗集的成功出版也使湖畔诗社不断壮大，但诗社自始至终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章程，只是一种友爱的结合。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停止了青春的歌唱，但那一年他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向往留在了西湖之畔，定格在了黑白的影像中，和他们的诗歌一起达成了青春的不朽。

湖畔诗社真正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他们在文坛中迅速地出现又飞快地隐没在时代的浪潮之中，这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当时政局和整个社会大背景的波云诡谲，也是文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这几位青年诗人脸上的坚毅与纯真，连同他们的才华与激情，亦永远地留在了文学史的画卷之中，成为那个时代的宏大交响曲中，最清新动人的乐章。

【参考书目】

[1]潘漠华：《湖畔春的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

[2]楼适夷：《诗人冯雪峰》，《诗刊》197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