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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我听张杭讲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写的诗，我要去读呢？我觉得他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个体的特殊经验和人类共通经验之间的关系。诗人写作的时候，出发点一般都是他/她自己的某些经历，比如生命某个阶段里独特的感觉经验——狂喜、伤痛、焦虑、愤怒等等。

江汀在他的一首诗里写道：

“我仍然注视你的姿态／你的脸，我做了个决定／只要你朝我看一眼，我就先握住你的手／恳请你的原谅”（《记得一个春天的夜晚》）

这首诗呈现的是一个充满张力而不无尴尬的时刻，隐含着他和另一个人方才有过一场令人懊恼的争执。他注视着那个令他生气的人，心里进行着双重性的撕扯，最终他决定妥协——向愤怒与敌对妥协。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它充分体现出诗人江汀内心的柔软与宽容。

极为真实、质朴的经历，他用同样自然的方式去言说。这首诗并不以语言技巧取胜，它的真实性打动了读者。争执与冷战，这种经历既是江汀的个人经验，也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的普遍性经验。

从经验层面来说，写作有三重维度：

第一层，诗人自身的感知与经验，这属于个体性范畴。这既可以源于真实事件，也可以源于记忆、想象、幻觉。譬如，江汀《记得一个春天的夜晚》，他与友人的争执，这个真实的琐事恰恰就是关于个人化的。平淡无奇而又出乎意料的生活的真实与诗歌自然的语言和技巧契合。

第二层，时代处境、历史语境、社会制度等整体性经验。这些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一辈的诗人中间更为多见，譬如岛子的《雾霾听证》：“许多枚举，如重名的黑名单，许多烟树／都是矿工的骨粉，许多石油／都是跨国的秃鹫争食断肠”，他用一种隐秘的语言揭示出雾霾的时代处境，及其现实制度层面的成因。60年代出生的诗人杨健，他的《苦庙》可谓悲剧性的史诗。俞心樵的诗，还有陈家坪的长诗《无能》更多现实、历史层面的关照、批判、反思。这一层面的经验既可以源于直接经验，也可以源于理性层面的认知与判断。

第三层，人类共通的经验，以及一种超验性经验（包含不可见领域和终极关怀）。譬如，江汀诗句“我做了个决定／只要你朝我看一眼，我就先握住你的手／恳请你的原谅”，这句诗包含着一种人类共通的经验——“宽恕”。另外，一些基督徒诗人，譬如李浩、回地、刀哥、岛子这些有宗教信仰的诗人更侧重于一种超验性的、不可见的经验。这个层面既关涉着普遍人性的思考，又关涉着超人性的，抑或说神性的启示。

在解决了语言的前提之下，一首诗如果能同时包含这三个层面：个体经验、生存处境、终极关怀，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阅读障碍，甚至成为传世之作。其实，俄国白银时代的那些大诗人，譬如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就是如此丰饶的诗人。

携带有个性化的经验、时代的生存处境，还有能够穿透一切的超验性的、终极的关怀，三者融合的结果就是绝对的共情。隔阂被消除了。我想，这回应了张杭所提出的困惑：一个人为什么要阅读另一个人的诗。

不妨说，写作和阅读就是重建诗人的主体性，信仰也是如此。因此，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写作、阅读、信仰，无一不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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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语言在先，还是经验在先？

青年诗人群体大多生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基本上是一群从学院里走出来的诗人。这个群体接受了相当完备的、系统的文学知识，很多人都有着复杂的阅读经验。这可能会促使一些人首先从语言层面习得某种趣味和方法，而不是从个体经验出发。

个体经验是真实表达的保障，而语言技巧是一种表达的手段。现在的问题是一些青年诗人的写作过于注重技巧和语言，忽视了生存经验。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经历过于苍白？

如果和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诗人相比，青年诗人没有亲历像“文革”和“饥荒”等沉痛的历史浩劫。但是，我们的时代语境也绝非像主流话语粉饰的那般冠冕堂皇。主流意识形态和“有组织的谎言”遮盖了绝大多数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症候。异质不被允许存在。

难道这还不够吗？这种被呃喉的经验还不够言说吗？

这时候，就是看一个诗人是否有准确的判断力——他的时代处境，他的个人命运，他的精神信仰——他凝视的目光落在了哪里？

比如说1984年出生的诗人李浩，他去年出版了诗集《风暴》，我也读了他的长诗《还乡》，真好。《还乡》是一首哀歌，哀悼他不可返回的乡村。中国的农村彻底被毁掉了，土地资源、道德律令、教育系统、精神信仰，无一不是处于荒芜之中。李浩对此既怀有情感、直觉的敏锐，还有基于城乡二元处境的理性判断。他追问出路在哪里？

李浩的时代判断力极为敏锐、老辣，根本不像一首出自青年诗人之手的长诗。他的语言和他的判断是契合的，根本还在于他具有阿甘本所说的“凝视黑暗”的能力，它决定了一个诗人是否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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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80后、90后这一批青年诗人，很多并不关注整体的时代状况。有一部分诗人也宣称理性和精神的主体性自觉，他们也会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问题是疏离之后，诗人的目光落在了哪里？有一些人开始将自身的凝视放在封闭性的“自我”。当然，个体性的确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差异性。然而，在生长环境和教育理念都趋同的今天，这种个体差异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有力的支撑？事实是，当我们翻开这类仅仅只有一个维度的“个体经验”的诗歌，很难产生共情，反而面对一大堆阅读障碍。

那么如何避免趋同，寻求绝对的异质？或者说，如何获得一种“超—个人”的经验？

我想阿甘本的《何为同时代》恰恰可以给我们启发。他说：“凝视黑暗”。

这尤其需要青年诗人有“凝视黑暗”的勇气，对“黑暗”作出恰当的判断，建立自身命运和晦暗处境的“相关性”。这是一种冒险和不合时宜的行为，也是一种不可规避的关于自我和时代、历史、宗教关系的思考。

我想，这就是当代性，每一个个体都需要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不仅仅凝视当代处境的黑暗，还要沿着黑暗里光的踪迹去追寻超越性的价值。在这种极高难度的思想关照下，写作才能称其为“同时代的写作”。

毋庸置疑，“同时代的写作”就是建立个体命运与现实处境、历史沉思、精神浩劫之间的复杂关系。唯有此，与历史事件、宗教经验隔阂已久的青年诗人才能通过个体经验感知到曾经所发生、如今被遮盖的那些“未被经历之事”，触摸到不可见的超验性经验。

当然，这是罕见的。

［本文整理自“第二届北京青年诗会”艾蕾尔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