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城市之间的渊源可以说与城市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西方文学的历史一直都伴随着对于城市讲述的历史。从早期神话、史诗和《圣经》对古代城邦、城市的讲述，到现代文学对伦敦、巴黎、纽约等大都市的讲述，文学叙事的发展始终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互影响，始终体现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城市的发展在为作家们提供素材、语境和生活经验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反省人性的方式和评判价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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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用了5000年的时间来建造城市，并且用了同样多的时间来认识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但在这个历史长河中的绝大部分时期，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数量增长一直都非常缓慢。这种格局到了近代才开始发生改观。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资本主义运动的兴起，拉开了欧洲近代城市化的帷幕。后来的工业革命浪潮更使城市化从18世纪末期开始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出来，并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现代城市就此成为这个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结构，代表着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形态。整个现代世界都仿佛是在建造一座幅员辽阔的城市。短短两百多年时间里，城市化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的巨大变化超过了历史上一切变化的总和。

在当今世界，就人们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社会现象而言，城市化程度的高低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的高低，被视为是“现代化”最明显的表征。一般来说，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齐头并进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正是现代化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所谓“现代”，不应当仅仅被理解成一个历史性的时间概念，而更应当被看作是对一种全新文明类型的指称，标志着一个在诸多方面与那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田园牧歌式的时代判然有别的新时代。而所谓“现代性”，是对这一全新文明类型及其特点的最凝练的表述。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剧变意味着现代性的剧变，反过来，现代性的剧变也就是城市的剧变。

在城市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性问题无疑是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由于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丰富而矛盾的存在，这也致使“现代性”成为一个意义复杂并且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在对于现代性的多种解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同源而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抵牾的现代性。

一种是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它以科学理性为旗帜，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相信通过构建新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并达成人类自身的完善和自由。启蒙精神是对这种现代性的直接体现和高度张扬。现代的经验科学、社会规范、道德与法律理论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背景中各按其自身规律发展起来的。

另一种是以反思和审美为名而对前者构成反叛和超越的现代性。就在资本主义意气风发、顺风满帆地得到充分发展之际，一批眼光敏锐、思虑深远的先知先觉者基于自身的感觉经验，开始意识到理性的胜利并没有为人类带来预期的完善和自由，于是挺身而出，成为从“现代性”母体中产生出来的内在批判力量和强大的自我超越力量，以反思和审美的现代性来对抗科学理性的现代性，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中包含着的深刻矛盾性和悖论性。他们在捍卫审美现代性的同时，又在物质上拒斥现代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和怀疑。他们在这个时代找不到什么可以让他们喜欢的事情，但他们却又表现得像是极为着迷于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最具特征的那些事物进行反复的、不厌其详的描述。我们对他们的行为只能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他们实则是以嘲讽的态度去喜爱这个让他们深为憎恶的时代，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承认它，为的是发展出一种在那里起着作用、正从内部腐蚀它的既定价值的力量。如果说前一种现代性的主角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占有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那后一种现代性的主角则是以资产阶级的逆子和批判者面目出现且常常沦为社会边缘人物的一批诗人、艺术家和文人。波德莱尔在他那个时代是后一种现代性最具代表性的，甚至也可能是最好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后来的人们（如齐美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阿多诺等）以审美经验为武器进行社会批判的思路，都可以在波德莱尔那里找到渊源。

审美现代性从本质上说是心理主义的，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感觉的当下性中去挖掘具有精神价值的收获。波德莱尔就毫不犹豫地标举现代性的这一特点，把当下经验视为自己的情感和想象的起点和终点。他在自己的诗歌实践中一如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所言，致力于从“过渡、短暂、偶然”中提取永恒，“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纲领一方面得益于现代文明为他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所倡导的审美现代性本身又构成对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的现代性的反动。他对精神价值的守护与对现代社会中粗俗的物质主义的抨击适成对照。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对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的悖论进行了这样的解说：

他（指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纲领似乎是一种尝试，希望通过让人充分地、无法回避地意识到这种矛盾来寻求解决之道。一旦获得了这种意识，转瞬即逝的现时就可以变得真正富有创造性，并发现它自身的美，即昙花一现的美。

美转瞬即逝，但其“形式和神圣本质”将在精神宇宙的空间中得到永存。

齐美尔被认为是在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个深入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家。他的研究可以说是在波德莱尔提出的审美现代性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对现代性本质的定义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对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纲领的又一种解说：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的，即根据我们内在生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内在世界）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这个世界，在躁动的灵魂中凝固的内容均已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均已滤尽，而灵魂的形式则纯然是运动的形式。

齐美尔以哲学家的禀赋，以审美的眼光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以带有几分亲近又带有几分疏离的态度，考察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现象和感性碎片，以揭示现代生活状况对个体情感、人格和心灵状态所带来的影响，其所采用的方法与作为城市诗人的“闲逛者”在大街小巷发掘生活和诗歌碎片的方式颇相仿佛，十分契合于城市生活的异质性、多元化、碎片化、开放性等特点。与波德莱尔一样，他所关注的重点不是城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看与被看的经验，即一种基于感受的审美经验，因而他的现代性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审美社会学。

在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心灵之一”和“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的本雅明那里，历史哲学也已经与美学理论难分彼此地融为一体了。本雅明怀着从历史现象学角度走近社会的经验结构的抱负，部分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以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方式探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之间结成的特殊共生关系。他与海德格尔一样，在思考自己时代的核心问题时，把目光投向了艺术与文化领域。他认为，经验结构是社会历史转变的产物，而现今时代的显著特征，首先而且最清楚地出现在美学经验之中。他所探讨的现代性落脚在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经验层面。他同波德莱尔一样，把客观世界的非精神状态再造成精神，在体验的层次上连接起现实经验和审美经验，连接起时代的生产方式（包括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等）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按照他的思路来看，文化艺术领域依然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像功能，只不过这种镜像不一定是现实的物质镜像，而倒更像是现实的精神镜像。他论述波德莱尔抒情诗的那些文字是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形象演示的经典范例。尽管他的思想中带有一些“过于精明的唯智论”（布莱希特语）和神秘主义的倾向，但他第一次让艺术作品真正地与生存方式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让“经济基础”第一次以可见的（虽然是隐喻的、寓言性的）方式与“上层建筑”在同一个充满寓意的空间中结合在了一起。物质国度里的废墟就此成为思想国度的资源，生活形态也因为转变成为审美形态而获得了价值。这也让本雅明这位体验的沉思者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创者。

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波德莱尔、齐美尔和本雅明三人并举，指出他们都致力于通过探索感受、情感、心态、灵魂等在城市背景下发生的变化来捕捉现代生活的节奏，展现现代生活的能量。他并且还认为，他们对自19世纪中期开始的大城市的“现代性”经验所进行的描述，对促进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具有不可多得的启示意义。诚然，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现代性可以指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但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下，现代性更多是以一种态度、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思潮的面目呈现出来的，其偏重于精神文化，把物质视为人性的隐喻，把城市视为文化的隐喻，它不仅意味着行为和举止的新方式，而且还代表着感觉和思想的新方式。

本文选自

 《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

刘波  著

ISBN 978-7-301-26959-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1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