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从“审丑”到“审恶”、“审毒”

新时期以降，现代诗的审丑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渐成常客。新世纪网络带来跨界、变体，大量非诗语料入驻诗歌，加大了审丑、审恶分量。有限的审丑地带似乎容不下成堆的“垃圾山”，开发“新”的审恶场域，成了底层诗学的吁求，于是，出现了以杨春光为领头羊的“审恶”大发难。

英年早逝的杨春光猝然留下近3000个文本。痞子写作、苍蝇写作、蛆文化写作、废都主义写作、不讲道理写作……已然超出原先的审丑靶场，但审恶并不到此止步，原中国低诗歌主要发言人张嘉谚继而提出“审毒”主张，他在“病毒写作”报告中指出：病毒是苦难世界的病源，早已顽强侵入社会生活各领域，从爱情、亲情到社区、家庭。话语精英普遍“群体带毒”，传统文化数千年来“自体病毒”，人心普遍隐藏的贪、嗔、痴、狭、妒等。病毒写作是对于病毒、病象、病态与病害的感知、检测、暴露、揭露。在当今社会，“病”无时不有，“毒”随处可见，个体“死机”与局域崩溃屡见不鲜。所以病毒写作既是疗治社会病害的写作，又是自体检测、自体清理，自体调适、自体优化的写作。

人们几经洗礼，刚刚接受审丑，如今还要再加大力度接受所谓的审恶、审毒，本能上可能会出现轻者吞咽梗阻、难受，重者恶心乃至呕吐的反应。其文体、语言、机理上的症候是“粗、鄙、丑、陋、脏、乱、差”，无不夹带对暴力、死亡、有害物的肯定，撼动了审美的基本伦理阈限，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接受的流通。

一方面“审恶”带来审美所无法取代的深刻性与穿透力，它同样能够以强烈的颠覆力量抵达接受的制高点；但另一方面，容易将读者引入恶的宣泄快意中，超额消费，无情地放逐应有的诗意价值。

B 从“附魅”到“破魅”

伴随“审恶”“审毒”是“祛魅”。“祛魅”原意是驱除着迷、崇拜，差不多与“解咒”等同，它宣告世界图景合法性的失效，同时也意味着逻各斯、同一性的瓦解，经典、权威和神圣的旁落。出生于70后的梦亦非，曾经有过堂皇的“附魅”追求，此前他的《苍凉归途》等四首长诗，多留有复古气息和楚辞遗响，可是谁都想不到，不到两年时间，梦亦非摇身一变，“破魅”般地推出《儿女英雄传》，判若两人。

《儿女英雄传》的世界——穿戴符号套装的人儿在创世的地平线沉浮。出入时空，谈论生死，研讨物性，揣摩意义，争吵爱情，散布在各种关卡、节点、防火墙、掩体进行形形色色的匍匐、迂回、点射、爆破。那些神话、传奇、电影、童话、小说的角色恍若一瞬间统统成了卡通人物。它们不食人间烟火，捣蛋系统程序，翻墙越狱，穿越三维时空。变形、闪避、天降，崩溃，易如薄纸。被裹挟的语词符码一路延异、播撒，伴随一路无声的轰鸣，最后化为漫天的碎片。本来都是作者头脑中的前文本养育出来的同构性理念、潜文本胎记下的“分行文字”，现在却一一乔装打扮“借尸还魂”。

在此，我们看见现代主义的非个人化和人格面具被抛弃了，历史化消失了，类像的循环风生水起、价值遭遇放逐、终极意义陨没、神性迷惘、乌托邦荡然不在，这一切都在虚拟性文本世界中被肢解得头头是道：“#010传1010101010101010101010=/&本诗所有乱码均非乱码而是正文……”（《60回·尾声》）这样的“新”图景将在受众这里遭遇怎样的评估呢？相信多数人最多只在认知层面上有所启发，而无法产生审美愉悦，因为它确实无法提供诗意。

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丧失审美诗意与气息的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接受？要是后现代文本只停留在俗化、符号化、碎片化的表层嬉戏，未能出示深刻的批判与反讽，其夭折接受也是必然的了。

C 在“同化”与“顺应”之间

现代诗审美接受主流，尽管存在审丑（审恶、审毒）与祛魅的双重冲击，依然不忘另辟蹊径，从数字化生存的夹缝中迎取其他加冕仪式——比如在叙事策略的突围与异质化修辞的兴起中，开发新一轮的“聚魅”与“狂欢”，而跨界是其中一大要项。

以台湾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萌芽“视觉诗”，诞生“诗的声光演出”，期间还问世“录影诗”“电脑诗”。九十年代进一步集文字、图形、动画、声音于一体组合数位诗（电子诗）。诗歌语料、材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文字符号到局部“形异”，再到完整影像，从静态图像到三维动感，以及近年出现的诗的“微电影”和“影像诗”。

现代诗这一跨界增长点，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现代诗在图像、影像、数字化大潮面前，将面临一次怎样前所未有的分野与接受？诗人的心灵，在技术化的“诱惑”下是顺水推舟抑或进一步牢筑“防火墙”？新诗、现代诗这一个精灵鬼，在新一轮的消费群面前，将出现一种怎样的“涅槃”或“异化”？想一想不久将来，每个人掌上方寸，将迅速成为处理亿万比特的千里眼、顺风耳，近乎与大脑相媲美，有关现代新诗的接受，还会如同其“前世”那样神秘、超验，葆有至高无上的敬畏感吗？抑或变成与日常生活细节相仿，如同一次咳嗽、一次流汗、一次剪指甲、一次打喷嚏那样随意？无论是率性自如的随机游戏，还是精致有加的工艺编程，我们的接受响应会变得更接近格式化吗？那些远离心灵、涂满机械操作的符号化，是陷入更多审美疲惫、麻木，还是刺激更多的冲动与兴奋点呢？

审美靶场“位移”的时代，在写作的无限可能与可能无限的接受中，如何葆有相关的底线与上限？张力可能是最后的一道闸门。作为一种有约束力的综合理解，以及艾柯关于“无边与有界”的理论，都隐含着一种无形张力的调节与平衡功能。张力的平衡调节，也就是皮亚杰所言的“同化”与“顺应”的辩证统一。绝对的“同化”是对文本的排斥与漠视，绝对的“顺应”又会失去独立接受的根基，因此，在二者之间(在诗与非诗之间,在诗的质素与非诗的材质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平衡就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