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赵师侠在《醉桃源》词中，有“杜鹃花发映山红”之句，诗题为《杜鹃花（映山红）》，显然是一首咏物诗，首句即赵诗之意。次句比较隔膜，一般读者不容易在杜鹃花与英雄本色之间建立文本联系，更不用说意脉联系，而“自天涯”三字似乎离题太远，有凑韵之嫌。第三句则因英雄而思风烟（即烽烟，喻指战火），此句中的“人”也就是前句的“英雄”之意：经历战火洗礼的英雄到哪里去了呢？结句即对此做出了回答，英雄人物化作了“红染高山”的“那片花”。“那片”二字，顺便照应了首句的比喻：一朵花、一树花，不足以比作“霞”，而一片红艳艳的杜鹃花，却差可比拟。固然，“红”并非杜鹃花所独有的特征。

这首诗跟传统咏物诗或描绘所咏对象的外在形态，或让物“参与”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或托物寄意都不太一样。诗中除了言其颜色之“红”，并没有去描写具体的杜鹃花，也没有写到杜鹃花的任何其他特征。附着在“杜鹃花里杜鹃啼”（晏几道《鹧鸪天》）的文化含意，一般脱不了望帝化为啼鹃的悲情意识。这首诗脱略了这一文化语境，也脱略具体叙事背景，不知何以将英雄本色与杜鹃花直接发生关联的。也许，我们从《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的插曲《映山红》中，可以找到一点信息吧。该插曲的歌词主体部分，就是一首民歌体七言诗：“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故事片，其中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等，至今传唱不衰。可能正是这部电影，将漫山遍野猩红满树的映山红，和革命先烈的热血、英雄本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丰富并超越了传统诗文赋予杜鹃鸟和杜鹃花的悲情意识。

基于源远流长的“诗言志”或“诗缘情”传统，“托物言志”便成了古代咏物诗特征的经典概括，也是评判咏物诗思想与艺术水准的一杆标尺。“志（即意）”与“物”的关联，在一定时期内大抵是稳定而缺少变化的，否则，就容易引起交流的障碍。然而，由于时代变迁，“志（意）”与“物”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相对稳定的框架下，“意”需要寻找与之适合的新的对应“物”，于“物”而言，也有一种挣脱附着上它身上的恒定不变的思想意念的某种倾向。当然，新的联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的联系土崩瓦解，“意”与“物”的新的关联，更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这种新的关联需要不断被认同，才有可能暂时固定下来。那么，这首《杜鹃花（映山红）》的文学史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