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湖北荆门人。《汉诗》执行主编。已出版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高原上的野花》。2018年8月，《高原上的野花》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9月20日前在北京领奖之前，张执浩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的专访。

当代书评：在诗歌界，鲁迅文学奖的认可，份量很重，身为获奖者，您是怎样的感受？

张执浩：能获奖我当然很高兴，但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太放在心上。艺术门类的奖项，不是可以直接分出输赢的比赛。获奖对我来说，就像是爬山，爬到半山腰在亭子里休息一下，喝口水，获得解渴和力量的补给，再继续往山顶爬。这个攀爬是无止境的。在艺术领域，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山顶，唯有无止境的继续攀爬。

当代书评：你提到，写诗使用的是一种“书面口语”。这是怎样的概念？

张执浩：好的诗歌，往往都是使用简单透明的日常口语语言，但并不是生活中所有的语言都能进入诗歌。最重要的是，口语要找到一种独特的别致的语气、语调。我将之称为“书面口语”。

当代书评：根据你的经验，好的诗歌往往寻找的是怎样的一种语调？

张执浩：最高级的语调，不是高亢的，而是平和的，温柔的。喧嚣的时代。轻言细语可能是一种美德。比起咏叹调，我认为陈述调更适合诗歌。陈述调冷静，相对客观，拒绝大喊大叫，或者啊来啊去。春雨润万物，都是细无声。

当代书评：作为新诗诗人，如此看重诗的语调、声音，并不多见。很多诗讲究的是妙思、角度新颖或者机智。

张执浩：中国的古典诗，都是讲究语调的，比如平仄、押韵。现代诗，虽然不讲究这些了，但其实还是需要内在的语调和节奏感。在写诗过程中，我慢慢发现，诗歌艺术实际上就落实到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咬合力，语音的强弱之间，转换之间，节奏之间，语气。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诗歌主要是一种语言、声音、语调的艺术。这是诗歌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标识性特征。我在音乐学院有着十年的教书经历，长期居住在音乐学院里，我的爱人、孩子，包括一些亲朋好友，都是做音乐方面的工作。身处音乐的环境中熏陶久了，无意识间启发我捕获到了这个秘密。

当代书评：有一个跟你对谈的交流者，跟你一起回到你荆门乡下的家。题目是“跟着诗人回乡”。农村生长背景，对你的写作影响大吗？

张执浩:我很喜欢我的家乡，丘陵地带，有山有水，山不是很高，水也不是很大。但地貌变化很舒服。虽然说是“还乡”，但其实根本回不去了。幼年生长的环境、自然风光，生活方式都发生很大变化。

对我来说，家乡不再只是一个具体的方位而存在，但童年生活经验却是丰厚的精神资源。我受惠于乡村成长经验的是，对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爱与尊重，因封闭环境而对孤独的耐心，对生命的热情，这些都不会因客观环境的破坏而改变。

当代书评：现在写诗的年轻人不少。但要成为有卓然风格的诗人，并不容易。您有什么经验或者建议可以分享？

张执浩：身为《汉诗》杂志的主编，因工作需要我要去大量阅读其他诗人的作品。看得多了，我发现，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这对我自己写诗，是一种警惕。启发我要努力寻找与众不同的自己。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写诗者要大量地摸索自我。在不断写的实践中，要逐渐弄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诗人，能成为什么样的诗人，然后再不断成为自己想成的人。

当代书评：怎么看待灵感、天分？

张执浩：灵感、天才，这些对于一个诗歌写作者并不可靠。一个好的写作者，对生活应该有持续专注的耐心，保持对写作长久的专注的热情。然后，灵感它才会来找你，诗最终会找到你。一个好的诗人，哪怕他在不写诗的时候，也在琢磨诗。现在是精气神耗散得特别厉害的时代。

如果想要在诗歌上有所作为，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保持专注力。只有这样，当诗来的时候，你才能抓得住它。一个人就算天分再好，如果不专注，灵感来了，他很可能会错过。诗来了你还不知道，因为灵感往往是疏忽而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