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荒原上，鸿蒙时代，正是诗意的觉醒使人走出了黑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里描述的是一场祭祀，一个祭坛，一个解放的时刻，生命被诗的祭坛照亮，在古老的荒野上团结起来，诗可群，神接纳了人 。

　　言之不足，故文之，这就是文明。

　　在二十世纪，自由诗已经成为世界诗歌的主要趋势，不独中国。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其基础正是诗人们对待语言的共同态度，博尔赫斯曾说：我认为所有诗体中，自由体是最难的……我觉得古典形式要容易些，因为它们向你提供一种格律。博尔赫斯说的难，在我看来，是因为诗在文明中的次宗教角色比过往更为突显。在宗教全盛时代，诗人只是一些游吟骑士，歌谣要求利于传唱的韵律。在世界各地，诗人更乐于散播爱情。十九世纪以降的情况不同，准宗教的权威日益降低。如今，大地危机四伏，旧世界分崩离析，往日浪漫主义的游吟成为无所不在的心痛，那些不言自明的真理越来越晦暗不明。诗人于是被历史推出，承担他们的第一使命。宗教是诗的第一使命，但是在准宗教之侧，诗总是有点自惭形秽，诗人忘记了，宗教正是起源于更古老的诗。诗一直拒绝确定性，而宗教对此坚定不移。但是，怀疑的时代到来了，确定的东西纷纷开裂，倒塌。世界的本质是诗性的，诗人必须向这一被遮蔽已久的真理告解。诗人不能再玩世不恭，他必须像羔羊那样献身于文明的祭坛。上帝死了，只有诗人这种古老的职业一直在更新着文明的原始魅力，诗必须承担在技术时代继续招魂的责任，诗人必须像屈原那样对那些古老的价值进行世俗的，在场的辩护，承当文明祭司的职责。

　　诗可群。诗保持着古老的亲近，这种亲近乃是语言的根基，语言的诞生就是群的需要，群就是团结。诗，就是文明，就是通过语言照亮生命的黑暗，召唤诸神出场，生命团结起来，充实之谓美，美好，向善。诗教，也许在世界诗人那里还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文明的共识，但十九世纪以降的世界诗歌，无论歌德、蓝波、迪金森、惠特曼、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无不显示出比教堂唱诗班更亲和的教化倾向。尼采一再宣扬某种“艺术形而上”，呼吁以诗（艺术）解放生命，这在二十世纪初导致了浪漫主义、象征派、表现主义、阿克梅派、垮掉的一代……在二十世纪，可以说，正是诗在工业社会掀起了反抗异化、拜物教的风暴。诗再次像宗教诞生前的远古那样，领导着生命。

　　诗与哲学、宗教的道通为一处就在“向死而生”。但是诗是通过不确定，宗教、哲学追求确定。一旦宗教、哲学放弃了对确定性的追求，它就向诗投降。尼采就是一个向诗投降的伟大的投诚者。诗其实是一种原教。先有诗，之后才出现宗教、哲学。尼采关于诗的说法是：艺术形而上。

　　自由诗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乃是诸文明对日益僵化、律化的文明史的反省。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迩、远、多识，孔子说出了诗的宗教性质。中国文明独有的诗教，是一种语言教。就是一所教堂，不也是在做这些吗？无非，兴，赞美，在基督教中，首先献给上帝，其次才是人。在诗教中，道法自然，献给大地人生。语言解释了世界，为存在给出意义，语言也观念化着世界。“修辞立其诚，”“文质彬彬”。文的过度会遮蔽诚。一旦语言成为观念的容器，生命就是失真，僵硬，不美，必须再次解放，修辞立其诚。这是生命的潮汐，它总是在不诚之际呼救，语言革命于是发生。为什么要写诗，诗显然不是巧言令色的修辞学，诗像宗教那样，要招魂，要团结，立其诚，充实之谓美。

　　诗是语言的解放，是对自由的永不终结的追求，这是诗的原始使命。李白最伟大的时刻就是他的语言从律中解放出来的时刻，律重新成为李白之律。

　　新诗的诞生，是诗重返那个“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荒原祭坛。怎么都行，只要团结、招魂。“道在屎溺”，重要的是道的彰显，而不是分行的模式。就像原始部落的祭祀，新诗的自由、即兴也在于一首诗就是一个场，一场语言的祭祀。祭祀是即兴的，它当然有基本的界定，比如聚集。这个聚集有许多的个体（碎片），将它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场，这个场使这些清晰的语词碎片聚集团结起来，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混沌。新诗最基本的界定是分行。但是，分行的长短，疏密、强弱，韵致、节奏则像蓝调那样是即兴的，服从着生命的内在韵律，它会有鼓点密集的时刻，有饱满的时刻，也有疲惫的时刻（这是为向下一个高潮过渡）。而这个场所生殖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不是观念的凝固，而是意境的生发，阴阳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