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左右的诗歌创作生涯，我一共出版了五本原创诗集。它们中的诗作绝大多数均遵循于中国诗歌有感而发的古老传统，题材取之于我所生活的云南，或“致用”，或“畅神”。也就是说，这些诗作的诞生，始终与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中间，有的诗作像是从其它地方飞来的鸟儿，栖息在云南的树枝上就不曾离开；有的则是云南鸟巢中的蛋，孵化为鸟，长出自由的翅膀之后便飞走了。我所书写的稿纸上面，一直有这样的诗歌之鸟，来来往往地飞着。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创作领域，出现了“地域性写作”之说，而且概念的提出者们将其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写作”的反面来进行评议，核心要义在于说明“地域性写作”不具有世界性，在国际化写作的时代不具有合法性。当然，也有很多被命名为“地域性写作”的诗人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对什么是诗歌的世界性提出了异议，并不认为学习西方现代诗歌的写作、主动去实现“世界性”就是汉语诗歌的道路。中国乃是诗歌之国，其道统何止千年，汉语现代诗为什么不能从汉语的土地上和血液中孕育出来呢？于是乎，被贬毁的“地域性写作”相反成了诗人群体更为庞大的一方，他们觉得诗歌写作的旨趣在于传承、开辟、创造、寻找人类更加辽阔的精神空间，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暂时的所谓世界性，更不仅仅只是为了得到英语文明的某种认可。在此公开的从观念到写作文本水火不融的对峙场面中，我亦是一个被视为“地域性写作”的诗人，而且是最顽固的那一类，但我天性拒绝争论，即便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也只信奉写作，没有加入到任何一方。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我深知中国古代的诗人陶渊明、杜甫、王维、苏东坡，他们均有着自己的精神给养地，被我们奉为习仿对象的西方和拉美诗人博尔赫斯、卡瓦菲斯、里尔克、米什沃、布罗茨基，他们同样也有并信守的精神策源地。最近一段时间，我花了不少时间阅读阿尔巴尼亚诗人、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作品，更加发现他的作品均有着一根粗大的血管，或直通基督教教义，或直通阿尔巴尼亚民族的神话与民间传说，从教义与传说中，卡达莱及其作品获得了激活现实题材的血液与神力。据此，我愈发得以从某种时尚性质的迷信中脱身出来，所谓对古代伟大灵魂和现实世界中优秀写作者的致敬与学习，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不是跪倒在他们个体的文本之下，而是从他们那儿得到丰饶的古老而又现代的精神启示，进而从他们的方法论中孕育出自身的方法论，确认自身的承袭品质和创造性元素。也就是说，对我而言，仿制某位作家以期实现文学作品的世界性不可取，“地域性写作”纯粹强调在本土性和原创性上谋求汉语诗歌的拔地而起也不可取。我被视为“地域性写作”的诗人，我一直在做的，未来也要做的乃是呈现“地域”之内未被呈现的一切诗歌元素，而且对世界性缺少兴趣。就算要追求世界性，我认为文学的世界性，应该是我们的文学在得到所有文明的滋养之后，庄严地走到世界上去，而不是片面地、一厢情愿地强调民族性就是世界性，更不是急冲冲地仿制一批没有汉语属性的所谓世界性作品。

魏启聪版画：小路

中国传统美学有致用、比德和畅神之说，核心自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世界性，而是强调由自在进入自觉，于“畅神”的境界中完成个体自由王国的建设，所谓世界性是内在的，自我的，与个体生命力相生相伴的。传承这样的审美观，我视为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即便在“现代性”一统天下的现在，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想想，它仍不失其高格与超然，甚至它是与我们凭借“现代性”去追求的诗歌美学不谋而合的。唯其如此，三十年左右的诗歌创作生涯，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了一个中国古人形成美学理论的山水世界，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行吟不息，既迷醉于自然山水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种种奇观，亦见证了这片山水与现代文明的对峙与冲突。2006年出版的诗集《雷平阳诗选》是我的第一本诗集，立足于“记忆”与“梦幻”，书写了正在失散的精神乡愁；2009年出版的诗集《云南记》则产生于我尽情游历云南各地的旅途之上，力图找到诗歌语言与原生山水文明之间契合的交流通道，自建一片纸上的旷野，让旷野上的神鬼世界和佛教文明与汹涌而来的工商文明展开对话、对质、对抗，并从中获取自己心灵的第三条道路；2010年至2014年间，我一直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做田野调查，特别是多次寄居于基诺山中，对产生于其间的基诺族文化进行了认真的了解与思考。其间写下的诗作编辑成册，命名为《基诺山》，于2014年底出版发行。这部诗集，我确认了自己是山地文明与工商文明之间的“偷渡客”身份，试图将“现实生活”有效而又无迹可查地变为“诗歌中的现实”。为了实现这一看似常识化的诗学目标，我给自己设定了第二个身份，也就是基诺山上一个与女神结婚而又孤守于人世的诗人，让天堂之门敞开，让生与死同行。2014年至2017年，我继续着我的山水漫游，但视角有了变化，我不再执着地关注世界的有限性、受伤的文明和山水间的黑暗，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想，试图在书写中像送流水一样送走这一切，于中国诗歌的叹息传统中增设可以“悠然见”，可以“人不知”的现代“南山”或“辋川”，于是2017年秋，我所出版的两本诗集《击壤歌》和《送流水》在一以贯之书写的人、神、鬼同在的山中王国中，更多地出现了因为虚构而产生的未知之美，因为宁静的审视发掘出来的日常性中的人性乃至神性，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王国的孤独与焦虑；吟唱挽歌的声音里出现了阳光和月色，而不仅仅只是哀鸣。

魏启聪版画：曼都鲁之一

综上所述，我确认自己的诗歌创作始终离不开“我”这个主体，尽管我也向往某种无我的诗歌写作状态。我曾经尝试过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开辟另一个写作现场，无中生有，于绝对虚构的情景中演绎出自己的文学理想，事实证明，我还是比较适合在生活的现场上另建天堂，在具体的事物身上去寻找菩萨或上帝藏身的地方。云南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神灵，有令人惊叹的数不胜数的古代史诗，有状若天堂的山水世界，我什么也不多想了，只想以其作为自己的精神给养地，血管连通大江，头颅靠着雪山，灵魂游荡于雨林，把本身已经充满了虚构与想象的现实元素，通过自己的择选，有节制有标准地书写下来，让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档案。向那些建造空中楼阁的伟大的写作者致敬，但我只会专心在云南的土地上建造自己可以居住的树上旅馆或让自己也会迷路的八卦阵。

《云南记》再版，以此为序。

2018立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