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也对文学艺术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伴随思想解放运动的春潮，中国新诗以顽强的生命力穿透板结的土壤。40年来，诗歌艺术的巨大变革和诗人队伍集群式的崛起，刷新诗坛面貌，迎来一个金色的季节。

  现实主义回归与诗歌信念重建  

在春潮涌动的鼓舞下，随着思想上、政治上一系列拨乱反正，诗人们对前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理论进行反思，围绕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政治、诗歌与大众等进行热烈讨论。在这一进程中，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强调为人生的写作态度，重视对现实的关注与介入，突出人文关怀，力求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艾青的《鱼化石》、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诗作，在反思“文革”的同时也表达对未来的期待与向往。此后，更多诗人以平民眼光透视生活方方面面，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现实和对生活的自信与执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盛行，社会上产生某种“价值中空”。一些诗人“下海”，另一些诗人把诗歌视为个人的语言狂欢，远离现实、远离读者。同时也有一些诗人“痴情”不改，他们恪守诗歌理想，坚持审美追求，他们中间不仅有郑敏、牛汉、李瑛、屠岸这样终生坚持写作的老诗人，更有不少青年诗人在商潮涌动、金钱诱惑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操守，力图重建诗的信念。在他们看来，诗人要有悲悯情怀，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不仅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更要有一种为人类承担苦难的勇气。这些年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在这一系列灾难面前，诗人没有沉默，而是发出生命的呼唤。一些来自社会基层的诗人，带着挥洒在乡间、工地和流水线上的汗水，带着朴素的发自生命本真的呼唤，借助互联网传播，登上诗坛，一鸣惊人，成为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文学现象。

  对世界敞开与中外诗歌文化交融  

新诗在“五四”时代诞生，除去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外，最主要的是受现代思想与诗学文化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紧闭的国门打开，外国诗歌作品和诗学思潮涌入。当时的青年诗人饥不择食，饕餮一番后难免消化不良，那些迅速打起又快速消失的各种主义与旗号，多数是模仿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诸多流派的产物。在眼花缭乱的诗歌现场，仅仅固守陈旧的诗歌解读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于对诗坛现状有清醒认识、对诗的运动规律有恰如其分的把握。因此，诗歌研究的思维方式与方法，必然要不断更新。

80年代以来，在改革浪潮推动下，思想理论界力图冲破过去封闭式研究模式拘囿，开拓新的思维空间，掀起方法论讨论的热潮。这为诗歌理论家在传统的批评方法外，提供新的参照系，有助于多元批评格局形成。评论家队伍也发生很大变化，新时期培养出来的青年评论家陆续成长起来，他们思维活跃，知识结构焕新，呈现出思想的锐度和眼光的宏阔。这一切使这一阶段的诗歌理论更具实验性、探索性，呈现出丰富错落、异彩纷呈的批评格局。正是在这种合力作用下，90年代后的诗坛由青春期的躁动与张扬进入成年期的冷静与深思，由向西方现代诗派的咿呀学语，转向面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养分。中外古今诗学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诗学发展新的景观。这种碰撞与交融导致一种新的诗学文化诞生，它来自传统的母体又不同于传统，受外来诗学文化触发又并非外来文化的翻版，既植根于文脉的传承，更立足于现代的追求，体现了对传统诗学文化与外来诗学文化的双重超越。

  诗歌语言观念变革与形态出新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诗歌的关键。卡西尔在《语言与艺术》中指出，在索绪尔提出的那个日常的、实用的语言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符号世界，即艺术世界：音乐、诗歌、绘画、雕刻和建筑的世界。在同一个民族内部，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使用相同的语言符号，它们之间有一定共同性，但由于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在创作与鉴赏上有其特殊规律，因而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不能不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实用语言强调实用，其目的在于“知解”，诗歌语言则不求实用，其目的在于审美。

实际上，诗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工具，而是与“存在”同在、与生命同在的语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时期诗人在语言运用上做了大量实验与出新。由于诗歌象征含义的个人性、不确定性与随意性，诗的语言符号与常规的语义之间产生偏离。诗的语言符号越来越失去其在实用情况下的指称、描述意义，其常规语义退后，让位于诗歌自身的音响功能和结构功能。这样一来，新时期诗人在语言创新上下足功夫，在传统的抒情、叙事、比喻、白描等手法外，大量运用象征、通感、互文、跳跃、粘接、闪回、叠印等手法以增强语言的张力，使诗歌的语言世界呈现全新风貌。邵燕祥的《五十弦》、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诗作，在诗意上有崭新发现的同时，在语言运用上也给人以新鲜、灵动之感。

  激活古典诗学传统与树立文化自信  

历史总有它自身的逻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上世纪80年代竞相引入西方各种思潮与流派，到一定程度自然引起反拨。针对某些年轻人忘记来路，老诗人郑敏表示深深的关切，她郑重提出：“21世纪的文化重建工程必须是清除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轻视和自卑的偏见，正本清源，深入地挖掘久被埋藏的中华文化传统，并且介绍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严肃传统……应当大力投资文化教育，填补文化真空，使文化传统在久断后重新和今天衔接，以培养胸有成竹的21世纪文化大军。”与此同时，青年诗人也纷纷对传统进行新的思考，诗人一平说：“创造是以传统为背景的，是相对传统而成立。没有传统作为背景和依据，就没有创造，只有本能的喊叫。”

90年代以来，我们明显看到诗人们正在清除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偏见，自觉吸取中国诗学文化的营养，收获一批植根在民族文化之树上的诗的果实。仅以对史诗的追求而言，80年代诗人喜欢从西方文化中寻找题材，喜欢使用希腊传说和圣经典故。进入90年代以后，“史诗”的追求有增无减，但诗人的着眼点却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大解的《悲歌》、叶舟的《大敦煌》、梁志宏的《华夏创世神歌》等，均以恢宏的气势、雄浑的意象，把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现代人的意识糅合在一起，致力于呈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当我们简略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诗所经历的变化时，正赶上新诗诞生100周年。百年交替，对于新诗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时序流转，同时也给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今天我们的新诗尽管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坚定地行进在通向新时代的路上，并召唤着未来的诗人与之同行。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