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代造成的剧烈的社会变迁，给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也时时激发着作家的创作灵感和冲动。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怀、史诗画卷与日常生活、大时代与小时代、主旋律与多样化，都得到了相当力度的刻画描摹。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文学进入了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段，出现了一批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应运而生的“黄金一代”（为了简明起见，我的论述仅限于小说家），这是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值得关注的重大现象。

属于“黄金一代”的作家，上起1929年出生的宗璞、徐怀中，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王蒙、李国文、从维熙，下至60年代出生的余华、苏童、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麦家、林白、陈染，其中坚力量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冯骥才、刘心武、李陀、梁晓声、张抗抗、史铁生、莫言、张炜、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曹文轩、铁凝、张承志、池莉、方方、刘醒龙、刘震云、徐小斌，阿来等。以年事已高的老作家而言，宗璞和王蒙在号称“百花时代”的1956—1957年，发表了《红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举成名天下闻。2010年以后，他们又分别发表《西征记》《北归记》和《这边风景》，再一次证明了其蓬勃的创作活力。徐怀中在上世纪50年代即以《我们播种爱情》名世，近年来，继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之后，于本年度推出长篇小说《牵风记》，描绘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期艳丽与瑰奇交织的战争风景线。此外还有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李陀的《无名指》等重要作品。

被称为“50后”、“60后”的这一作家群，更是人人握灵山之珠，个个怀荆山之玉，每隔数年即有长篇新作问世，不仅是保持在一个持续稳定的水准线上，还时有内容和形式上的探索创新，让文坛拍案惊奇。单是2018年，就先后有贾平凹的《山本》、王安忆的《考工记》、刘醒龙的《黄冈秘卷》等相继问世并得到好评。

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作家群落的出现，都有其文学的与社会的原因。那么，中国文坛产生“黄金一代”作家的机缘何在呢？

中国新文学百年，很少有大规模、成群落的作家，能够将他们的创作生命持续4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新文学伊始的“鲁郭茅巴老曹”，除鲁迅早逝，余者在进入新的时代语境之后，都有水土不服的症候，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鲜有新的力作问世，只有晚年写出《随想录》的巴金是个例外。左联文学时期柔石、殷夫、胡也频等的被难，在文学与革命的纠结上写下血腥的一页；战争年代带给作家的苦难、流亡、迁徙、贫困，无处安放一张静心创作的书桌；其后不断发生的文艺批判乃至文化大革命，犁庭扫穴，摧折百花，都严重地伤害了文学的生产力。

与之相比，改革开放的40年，可以说给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30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学指导方针确定了基调。

70年代末期以来，虽然说文坛上也曾经有大大小小的批评发生，但作家、读者都已经抛弃了简单粗暴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就事论事，就作品谈作品，没有简单独断的一棍子打死，不为一部作品就中止作家的艺术生命，作家并不会因此就失去创作的权利，很快就能够调整创作心态，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以新的姿态重返文坛。

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时代造成的剧烈的社会变迁，从除旧布新拨乱反正到乡村中的土地承包，城市和工厂企业的体制变革，面向世界八面来风的激荡，再到市场经济和网络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给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也时时激发着作家的创作灵感和冲动。这40年可以说是充满艰辛也充满神奇的40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已经不足以形容其一二。立足于当下的现实而回望既往，对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发现，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双重思考，历史的视野因此进一步打开，产生相当一批长卷式的民族志和家族史写作。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怀、史诗画卷与日常生活、大时代与小时代、主旋律与多样化，都得到了相当力度的刻画描摹。

时代的馈赠之外，还有作家们自身的勤奋和执著追求。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文学生长得天独厚的时期，社会情感积聚甚久亟待迸发，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市场化初起之际，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家转身商海。在这样严酷的筛选下，能够坚持在文坛走过来的作家，一定是有大的定力、大的持守，此其一；他们在40年或者更为长久的时段中，还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有饕餮之胃，能够从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海洋中广纳百川，厚积薄发，能够逐渐地攀上巨人的肩膀，使自己也变得高瞻远瞩，视通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