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这首伟大的挽歌，于我首先是出于“回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编选《最明亮与最黑暗的：二十家诺贝尔奖获奖诗人作品新译》时，我第一次读到它的中译本，即李笠翻译的《悼约翰·邓》，就深深地被它震动了。

多年来，我时时想回到这首诗。而回到一首诗并真正进入一首诗的最好方式就是翻译。只是我手边的几种布罗茨基英译诗选都没有收入这首挽歌，直到最近我读到一本由移民美国的乌克兰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与人合作编选的世界诗选，我一眼就看到了这首诗！

因此，我对这首挽歌的翻译，如按本雅明在《译者的使命》中的说法，完全是出自对“生命”的“不能忘怀”。当然，就翻译本身而言，也是出自语言本身的“未能满足的要求”。

至于一位俄国年轻诗人（布罗茨基是在23岁时写下这首诗的！）为什么会为一位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献上他的挽歌，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布罗茨基生性叛逆，早年从高中退学以后边打工边写诗，并自学波兰语和英语，翻译了米沃什、约翰·邓恩等波兰语和英语诗人。后来在一次访谈中他曾谈到邓恩对他的影响，说他从邓恩那里学到了诗歌的结构和陌生化技巧，学到了观察生活和世界时所采取的态度，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首挽歌中感到。

而在翻译这首诗时，我还不时想起了约翰·邓恩的一句名言：“全体人类就是一本书。当一个人死亡，这并非有一章被从书中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一种更好的语言。”

布罗茨基就是一位对生与死、对存在与虚无进行“翻译”的非凡诗人！据他的早年诗友耐曼回忆，临近1962年，布罗茨基“开始用自己的声音讲话”（这一年他写出了他的惊人之作《黑马》），1963年，他完成了这首约翰·邓恩挽歌，而到了1965年，他们拜以为师的阿赫玛托娃“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师级的诗人，而我们都不知晓。”

的确，任何有着特殊敏感的读者读了这首挽歌，就会感到“一个大师级的诗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最主要的事情是构思的宏伟”（布罗茨基）。而这也正是这首挽歌首先给人的印象。我们也不能不为诗中所展现的非凡构思、想象力、精神视野和诗歌技艺所折服。首先是他非常大胆地刻划了一长串几乎无穷无尽的物体的“睡”（这让我联想到洛尔迦的那首《伊·桑·梅希亚斯挽歌》，它的第一章也很惊人，一连串穿插了近三十个“在下午五点钟”）。奥登当年在为布罗茨基诗选作序时，就曾特意提到这一点：“在他的长诗《献给约翰·多恩的挽歌》里，‘睡’这个词出现了——如果我数得准确的话——五十二次。这种重复很容易令人不快，有做作之嫌；事实上，它被完美的技巧修饰了。”（奥登：约瑟夫·布罗茨基诗选序，程一身 译。下同）

而这，还不单是写法上的大胆，这出自一首悲痛挽歌的內在要求。也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随着列举的物件在增加，随着诗行在增多，形成了一种內部的力量，所描写的范围很自然地扩大开来，从房间和近处，扩展到全世界”。（《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20-90年代主要作家》，谢·伊·科尔米洛夫主编，赵丹 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这就是说，这首挽歌不仅是献给一位诗人的，也是宇宙性的。它不仅气象非凡，包容了宏伟而深远的悲伤音乐，也充满了为我们一时难以穷尽的精神內涵。而我的翻译，不仅要使中国读者从诗人那里获得一种非凡的视野，也要使他们能真切地“听出”这首诗，小至一些细节，如“听不到任何低语声、簌簌声和震动。／只有雪的挤压声”（这来自一首诗内部的“挤压声”！），高至寒夜苍穹里那“哽泣的声音”，或者说，要最终使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中也发出这样的回应：“不，这是我，约翰•邓恩，你的灵魂”——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来到一部伟大作品的面前！

我的翻译依据的是克莱恩的英译本。克莱恩是布罗茨基诗歌最早的译者之一，1973年就出版了布罗茨基诗选（Selected poems，Joseph Brodsky；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George L. Kline ，with a foreword by W.H. Auden. Penguin），奥登在序言中就极大地肯定了他的翻译：“我不懂俄语，因此被迫将我的判断建立在英语译文上。我认为克莱恩教授的翻译公正地对待了原作，其主要理由是它们使我相信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个优秀的手艺人。”在该序文的最后奥登又说：“读了克莱恩教授的翻译之后，我毫不犹豫地表明，在俄语里，约瑟夫·布罗茨基一定是个一流的诗人，一个祖国应该为他而骄傲的人，我对他们两个都很感谢。”

克莱恩译本是我目前看到的唯一英译本，当然，可能或者说我希望还有其他译本。如按本雅明的说法，伟大的作品一经诞生，它的译文或者说它的“来世”已在那里了。而我的翻译，无非是再次听到并响应了这种伟大生命的召唤。

                                           2018，1，15

（原载《诗歌月刊》2018年第12期，其中“译后记”有所修订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