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诗歌。经过百年探索，新诗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的诗歌？无人能在历史之前给出答案，但也挡不住人们的憧憬、期冀和想象。

今天，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我们敞开。新诗站在两千年的历史交叉点上。这是新诗的福气，也是挑战。文学队伍大众化，文学思潮多元化，发表机制多极化，审美标准现代化。今天，任何框定诗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诗歌大潮浩荡不羁，汪洋恣肆。诗是海洋，没有河岸；诗是狂飙，绝无定型。

但我们还是对它抱以深切的期待，特别是在苦寻千年诗歌的传统之后。仿佛可以窥见新诗这样的一些历史线索：是西方诗歌的产儿，也应是古诗的血脉；是思想莽撞的少年，也应是形式靓丽的成人；是大众化的狂欢，也应是精英者的沉思；是零门槛的文化消费，也应是高海拔的语言艺术；是发泄的，也应是承担的；是痛心疾首地批判的，也应是热血奔腾地热爱的；是形骸放浪的，也应是精神严肃的；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是思想的更新，也是技术的探寻……

五四文学革命的好处，是解放了诗歌。我手写我口。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自新诗诞生之日起，自由便是新诗的本质。所谓自由诗，更多指向思想精神层面。新诗的初心便是挣脱古诗的重重枷锁，奔向自由的天地，将古诗的平仄、对仗、押韵尽可能抛弃。诗体的大解放，也是一次精神的大解放。重读郭沫若《女神》，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兴奋与激情。100年来，新诗复古主义不绝于耳，在理论上可能还遮遮掩掩，诸如各种格律体尝试，形式均齐构想，不断出现在新诗的建筑工地上。表面上是新形式探寻，骨子里恐怕还是古诗的流韵在作祟。学古没有问题，但复古一定是趟历史倒车。新诗无论有多少不足，但自由一条是最最宝贵的。

且慢，自由不是散漫，而是比格律对仗更高的难度。如果古诗是制服，任一个人穿一身，都不会有大错，新诗则是时装，每一套都需量身定做。新诗的缺陷在于经典形式的匮乏，新诗的魅力也在个性化的、多样而灵活的形式美。网络诗歌流行以来，诗歌门槛降至零，诗歌评价标准几乎失范，致使人们错误地认为，新诗没有标准，新诗可以胡来。这纯粹是一种无知。新诗没有统一标准，但好诗却有标准。好诗要有真挚而现代的情感，恰如其分的形式，新颖别致的境界。诗可以随意写，好诗是有难度的，其难度一点都不次于古典诗歌。写诗是容易的，好诗是艰难的。优秀的诗歌有巨大的难度，伟大的诗歌则难上加难。

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诗歌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唐诗宋词再怎么辉煌，也是少数人的事业，甚至是富贵者的事业。而如今，写作和发表一首诗歌，成本为零。传播速度以分秒计，且分分钟遍及全国。有手机处便有诗。在小说、电影、戏剧、书法、旅游、购物等诸多门类中，新诗真正成为平民的、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诗歌是当今中国最便宜的精神消费。它可以爱，可以恨，可以兴观群怨，可以喜怒哀乐，不花一毛钱。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的流行，微信诗歌的火爆，都是新诗大众化的有力证据。快递员、厨师、菜农、画家、收银员、小业主都可以是诗人，都享有文化表达的权利和资源。人们拿新诗当话筒、福利、奖金、啤酒、可乐、煎饼、花卉、镇静剂安眠药……我诗故我在。诗生活。新诗真正大众化了。

但新诗不应仅仅如此。如果大众化是新诗可以达到的广度，那么精英化则是新诗应有的深度。新诗还需要承担语言创造的功能、文化更新的功能、思想探索的功能。发泄一下，大吼两声，或低吟，或浅诵，都未尝不可。但是，若能探测灵魂的更深处，把握时代更广阔的心理，表达我们民族最新的精神体验，不是更值得期待吗？新诗不可无限拔高自己，但也不可自我放逐，囿于个人小天地而不自拔。诗的弹性是无限的，其大小取决于思想和心灵的半径。在诗的观念上，我热情拥抱大众化，这是五四先贤重要的精神遗产，在诗的思想上，我特别渴望新诗表达民族精神体验，体现民族文化精髓。

无论怎样，新诗都无法割断古诗的血脉。毕竟是中国文化的土地上长出来的。100年来，新诗决绝地反对传统，但这反对终究是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今天，新诗应当步入继承传统新境界的时候了。如果以古诗集大成的“诗圣”杜甫为例，对仗、平仄、格律反倒在其次。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时代性的敏锐捕捉，社会景象的丰富摄入，对于当代生活的大胆呈现，语言的高度凝练，意象的生动，空间感的运用，炼字、句法、章法，种种诗歌的技巧，杜甫这些繁复的因素，都可能是新诗的营养品。然而，新诗这方面的成绩令人汗颜。新诗学习传统，并非让“死灰复燃”，也非“子曰诗云”，而是要推陈出新，为我所用。学习传统，最忌讳把已经固化的“传统”从地下挖出来，供上神坛。新诗不应做传统的搬运工。在我看来，杜甫于新诗而言，既是诗法严谨的格律诗人，更是自由创造的先锋诗人；他的作品既是私人化的抒情，更是大众化的书写。而这自由和创造、个人和时代的辩证结合的传统，才是新诗要心领神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