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诗坛充斥着二元对立的争论和单一形态的诗歌。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新诗经过较充分的发展，40年各种风格流派缤纷争奇，整个诗坛有了巨大的变化，千差万别的诸种创作风格，共同扮演着一个有着自身悠久文化传统的文化大国在今天所具有的文化角色。认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姿态，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一是面对世界的向外开放学习的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40年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之一。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给诗坛以冲击力。同时，中国最有影响的《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本刊物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个诗人的作品，造成空前轰动。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也在写作中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些人加入“青春诗会”表明现代主义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理论家的强烈批评，同年8月《诗刊》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从此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中国传统读者的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然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 “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伴随着人，人性，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诗也获得解放……无论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流变有多少种哈姆雷特式的争论，无论人们认为当下现代主义诗潮中漂浮着多少泡沫甚至垃圾，无论其中有些诗人的歌唱是多么的晦涩或者嘶哑，但是，‘诗为心声’——诗真正成为诗人个性表达与创造，具有绝不可以低估的，足够伟大的意义。我甚至认为，这种回归与解放所造成的文化启蒙，远远高于其艺术成就。”批评家蒋巍的这段话，比较恰当的描绘了开放40年现代主义诗潮对于中国诗坛的贡献与不足。 

二是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30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最主要的文化角色之一。“文革”结束后，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等底层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些来自底层的两部分诗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度首届优秀诗歌奖的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现人民大众呼唤民主科学的诗作，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两大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大量的作品在民间社团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表现卑贱者的情感，为弱势群体呐喊，“民间写作”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在诗歌的元素和资源上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进入21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诗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三是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这也是中国诗坛重要的角色。大量写作者的创作创新虽尚不足，但是坚守的姿态仍令人敬重。央视的诗词大会撑起了传统的气场，自媒体和手机为传统写作者提供了发表的可能，他们坚守传统的姿态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