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卿先生自选诗评文章之一：

花下醉

李商隐

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花下醉》不算李商隐诗歌中的上品。李商隐爱好者、清人冯浩在他的《玉溪生诗集笺注》中简截了当地评论此诗：“最有韵，亦复最无聊。”它像一首顺口溜，不假思索地从大脑里直线流出，无跌宕，不加节制，文字之外少有回味空间，有“力竭”之嫌，和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的优点相去甚远。

诗中最突出的句子是“更持红烛赏残花”，被后世赞为“此方是爱花极致”（清人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这一行为艺术不算李商隐的独创。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提到，注家以为苏轼《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本于李商隐，不知白居易早有“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白居易《惜牡丹花》）。夜晚以灯照花，这一痴人形象即使在古代也并不使人觉得明朗正大，在当代恐怕更会承受酸腐之讥。

白居易、李商隐和苏轼的三首诗分享了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对于旧体诗或者整个古典文学来说，它们在长期的历史中建立并共享了一个庞大的诗意体系和象征系统，随时都能从中汲取主题、意境、意象，相隔千载，亦可遥相呼应。比如诗中“醉倒花下”的描述，前有李白之“迷花倚石忽已暝”（《梦游天姥吟留别》），后有曹雪芹之史湘云醉卧芍药茵；深夜燃烛分明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的影子；醉倒树下、醒复赏花的纵情使意令人想起酒贤刘伶的“死便埋我”和阮籍的“穷途而哭”（《晋书》）。酒是李商隐与魏晋名士的接头暗号，《世说新语》言“阮籍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这样的说法对于李商隐亦是何等恰切，一如他在诗中反复表白的：“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抛开孤愤的一面，这首诗如果读作一首艳情诗，在古典文学的象征系统中亦可自圆其说，不管是诗名“花下醉”，还是起句的“寻芳”、末句的“红烛”、“残花”，都有指向一场云雨之会的表意能力。实际上，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旧体诗的每一个意义单元都是用典，因为这些意义单元都具备自己的历史，也沉积了固有的表意能力；而今天我们称之为“典”的，只是更为生僻的“典”。这种“典”在这首诗里只有“流霞”，出自东汉《论衡》：河东蒲坂项曼卿好道学仙，去三年而返，自言“欲饮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每饮一杯，数日不饥。”“流霞”指仙人用云彩制成的饮料，当然也可以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指美丽的云彩或像云彩一样的花。这种内在可以互相勾连迁移的多义性正是汉语美妙之一端。

流光溢彩之“流霞”，深夜之“黑”，红烛之“红”，这些强烈的颜色构成了李商隐标志性的色彩体系。这首诗极秾艳，但同时也极寂寥。它的重点不在赏花，而在抒怀。着力处尤在一“残”字：花是残花，席是残席。“残”是李商隐爱用的字眼：“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或许是因为他生逢唐王朝的“落花时节”（落花时节又逢君），其所寄之局亦是残局。

这沉沉的夜，是晚唐的天气。如果把这首诗读作李商隐命运的剪影，倒是曼妙无比。他所处的时代，是“客散酒醒深夜后”的寂寥之季，而李商隐是其间的零余者，他空有怀抱，面对的已是一树残花。他的忧愤不平、纵情使意只有在唐王朝风雨飘摇的大背景下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富有美感的行为艺术。盛唐像一场欢宴，已然散去，只剩下诗人独自在夜气里陪伴着残花。

同样是把烛照花，苏轼《海棠》中的花却有一种珠光宝气。尽管苏轼和李商隐一样仕途蹭蹬且经受亡妻之痛，但他却尽量使自己平和。这不完全是出于个性。文字的气运和它诞生的大气候有关，也许是因为苏轼的时代重新变得从容起来。

回到开头那个判断：《花下醉》不是李商隐诗歌中的上品。不过，经过阅读者的关联、填补、修复、召唤，这首诗似乎重新变得意味深长起来。何以如此？这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古典的象征的世界在支撑它，这使得我们阅读的不单单是一首诗，而是一个诗的集体。这样一种集体存在，使得单首诗的技术得失显得不那么醒目。换成新诗，如果新诗在写作技艺上掉链子，那它就彻底惨不忍睹，因为它的背后，什么都没有。

许多写新诗的人不读旧体诗，当然，当代写旧体诗的人也看不起新诗。新诗和旧诗之间的断裂何至于是？如果新诗没有处理好与自己的历史的关系，新诗的合理性想想都令人生疑。那些萦绕在记忆中的新诗，如戈麦《南方》、张枣《镜中》、柏桦《在清朝》、《望气的人》等，大多是把根须伸进了那个古老的诗意体系。在“五四”将近百年之际，也许我们应该在新诗诗人中，号召广泛地阅读古典诗歌，煎熬出“续筋接骨膏”，重续汉诗的生命。

2013.4.3

载《诗品》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