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的概括：青春

此刻是北京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紫禁城外的护城河和北海桥下的流水，早已凝冰如镜，东西皇城根沿街的古槐，把铁也似的枝杈刺向雾霭沉沉的京城天空。此刻，窗外是2018年仅剩的几个最后的日夜。时间告诉我们，2019年的第一个黎明就要降临这个古老又年轻的旧日的皇城。距今一百年前的中国，虽有一场推倒帝制的革命，依然未曾改变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剧命运。“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带来的是丧权辱国的不幸和由此激发的抗争。于是爆发了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师生为引导的抗议队伍从民主广场出发，走向天安门。

这原是一场因外交失败而导致的救国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终于转向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的旨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革故鼎新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五四”的意义是常说常新的，百年之后我们回望，对于这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的概括，可以是一部史，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篇长文。因为“五四”的意义不仅是常说常新的，而且也是一言难尽的。然而，我更愿意用最简单的方式为它总结，若是多个词，可能是：批判、革新、创造；若是两个词，可能是：科学、民主；若是一个词，那只能是：青春。

“青春”的吁求始于近代。我们不妨把目光回溯到晚清和民国初年，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北京陷落，帝后出走。新文学的背景是国家极度贫弱，民智严重滞后，唤醒民众，振兴国运，自强，启蒙，乃是当年第一要义。黑暗沉沉中，一批先贤之士，心中，眼底，升起的却是一派明媚的春光：“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滞之气，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这是一种无望中的希望，一种想象的祈求：“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李大钊：《青春》）。

从“少年中国”到“青春中国”

这是一个梦想。这是在一片肃杀之气中想象明媚之春日，处身于“古老中国”而于梦境中想象和祈求“少年中国”的诉求。《少年中国说》为梁启超的一篇名文。在文中梁启超驳斥当时欧美和日本称呼中国为“老大帝国”说。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原刊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第35册）说是“驳斥”，未必妥切，只能是一种“愿景”的表达。“少年中国”是他的一个祈愿，一个梦想。他是立论于“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的差别，他宁取后者而弃前者，他认为这道理“人固有之，国亦宜然”。若国是“待死之国”，民是“待死之民”，是不足取的：“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这位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他的关于未来中国的梦想，以诗意的表述倾注在这篇文字之中。“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故生留恋心，维思将来故生希望心。唯留恋也，故保守，唯希望也，故进取，唯保守者故永旧，唯进取者故日新。”文章的末了，他还赋以热情的颂歌：天载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有趣的是任公行文至此，尚不尽兴，又缀有“附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口授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而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不仅是梁启超，当年的先驱者总是满怀着通过文学的普及以达到建立新社会的理想。这是陈独秀的“宣告”：

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头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建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坏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失。（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他几乎把所想到的一切美好的词语，通通堆积在一处了。这种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理念，不免显得有点空泛，但最终还是落实到中国新文学的实践之中。陈独秀办青年杂志，“青年”还不够，最后加上了“新”；“五四”诞生的现代文学，“现代”还不够，还要置换一个词：“新”。鲁迅说“北大常为新的”，强调的是这所大学的日新又新。其实在先驱者心目中，如今的中国不论其积重有多大多深，它总应当是“新”的。现代史上出现的新文学，是呼唤青春的文学。从“少年中国”到“青春中国”，始终是五四新文学的主题和追求。

绝望中寻求希望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艰危，志士仁人上下求索，救国无门，终于想通过文学之革新，以达强国新民之目的。梁启超很早就感到小说与群治之间紧密的甚至是直接因果的关系。他的著名论断：“欲新一国之民，必自新小说始”，很鼓舞了中国新文学的试验和实践。究其实，文学原本是“无用之物”。文学不会生产什么具体的物质，但文学生产无形的思想和精神。当人们处于绝望之中，文学以丰富的想象，优美的文字，鲜明的旨归，给人们带来希望。文学以梦境充实了现实的空虚。

所以从根本上说，文学是做梦的事业。文学的责任除了以具象的方式再现现实的情景，最终是通过鲜明生动的人物和事件为人们指出前行的道路。青春，加上梦想，这是我给予文学的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和解释。五四新文学运动距今已有百年，但它的精神是长青的和永远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四”诞生的新文学，是绝望中寻求希望的文学，是面对绝路而寻求出路的文学。忧患产生追求的热情，再造的热情，文学的想象的前方是通透的光明，而它的背后和此刻，却是巨大的和无边的黑暗。

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人，他们要掀开这沉重的一页，他们要创造光明的文学和光明的中国。他们于是扛起了黑暗的闸门，他们要创造光明。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不是轻松的，揭开它的外观，内里是斑斑血痕和泪水，感伤是它的底色。那一代人倡导新文学是为了应对严重的家国忧思，他们从伤口的外层向深处解剖，直抵人的内心；由现实的困顿转向国民心态的改造与批判。中国新文学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厚重造成叙说的难度。为此，我更愿意从个人阅读的角度进入它的意义。

在“五四”的光影中

这是我一个人的文学史。我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新文学的书。那时我不懂、甚至也不喜欢旧文学。少年时代我不看连环画，也不读武侠小说。我只热衷于读新文学的书。我是“五四”的乳汁喂大的孩子。我不懂忧患，却从文学作品中学会了感伤。我的悲哀以及幻想、我的看似与生俱来的家国忧思几乎就是新文学教会的。

鲁迅笔下的阿Q，他的愚钝与悲剧的人生，我能依稀地理解。我慢慢读懂了鲁迅的深沉与尖锐。他把五千年的中国史翻给我们看，翻来翻去，都是“吃人”两个字。我很早就理解了这个“狂人”，阅读催我早熟。鲁迅从为父亲抓药到写《药》，他把家庭的苦难放大到整个民族的苦难，他把普通人肉体的伤痕，上升到民族灵魂的积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为那些表情麻木的“看客”而内心流血，他最后毅然弃医从文的经历，都让我深深感动。

我从鲁迅开始似懂非懂地阅读，读到郁达夫的《沉沦》，又不懂了。没关系，继续读。但巴金还是懂的，我把“激流三部曲”当成自己的启蒙读物。我和初中的几位同学组织读书小组，集体阅读巴金的《家》，我们仿佛就是书中的人物：觉新的顺从、觉民和觉慧的抗争，我希望自己是不顺从而为自己命运抗争的人。我隐隐地感到中国的沉重，这种感觉压得我透不过气。

我是那样真诚地感谢新文学的先行者，他们教我的不仅是文学，不仅是真、善、美，正义和人性，而且是整个的人生的启蒙。那一代作家，写的就是自己的人生，他们为“革命”理想，甚至牺牲自己的爱情乃至生命。年轻的写了《孩儿塔》的殷夫，就是这样的青年。他放弃了恋爱，他选择了为理想而献身。鲁迅为他写过沉重的文字。不仅小说，所有的五四新文学，都是我人生的教科书。曹禺的剧本，他的《日出》就是一曲告别黑暗，迎接光明的沉重、悲情而又激昂的颂歌。书前的引语许多来自《圣经》：“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剧本的最后更预示了作家对于将来的眺望：

由外面射进来满屋的太阳，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

砸夯的工人们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传到观众的耳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 （曹禺：《日出》）

狂飙突进的年代，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满载着新世界明亮耀眼的阳光。当然更有诗歌，郭沫若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天塌地陷的时代，他要抛弃“旧皮囊”，要装进新鲜的酒浆，要用五彩石补那漏了的天空。永生的凤凰哀叹着“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它们质问：

我们年轻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

 （郭沫若：《凤凰涅槃》）

他们是面对着无边的空漠而幻想和呼唤太阳的一代人。他们又是在破碎的天空幻想着用五彩虹霓创造完美的一代人。面对他们优美的形象，活泼的思想，飞腾的想象，特别是他们充满阳光的年轻的生命，我们满怀敬意与追念。

缅怀和沉思

即将到来的2019年，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一百年。抚今追昔，总想先贤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事业，总想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我们当今究竟缺少些什么？

我们拥有，然而我们缺失。我们在物质的丰盛之中缺乏精神和思想。在文学层面，那就是远离了青春与梦想。我们缺乏激情，我们甚至缺乏“天真”。新的一代人不知道“药”的苦味，不知道阿Q的圆圈，不知道补天的五彩石。

而文学和诗歌的生命，永远都是青春和梦想！在文学和诗歌面前，需要的是保持一种天真和童心。缺乏新鲜感，缺乏想象力，缺乏对于明亮的日出的追求与憧憬，这才是文学的永远的缺憾。

2018年12月22日旧历冬至，京城严寒，于北京大学

（来源：《名作欣赏》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