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阎晋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创作的组诗《南风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今年第一期又被权威的《红旗文摘》转载，引起了媒体的热切关注。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字里行间传递着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充盈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表现了一位年轻诗人肩负诗歌艺术使命的诗性初心。

诗性初心是标示诗人对创作主体历史方位与时代责任自觉认知的美学范畴。唐代诗人王维词云：“学道须当猛烈，始终确守初心。纤毫物欲不相侵，方得神凝气定。”如果说，伟大的历史变革呼唤作家、诗人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那么，艺术家的“初心”则决定着诗人对使命担当的自觉程度。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阎晋的诗心和着国家和民族的脉搏而跃动。当他审美的目光有一天追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和风云际会时，敏锐地撷取了“南风”这一具有高度艺术抽象特征的意象，作为贯注在全诗的红线。

诗人审美的视角是从“港珠澳大桥”切入的。一条跨海长龙，让诗人思绪万千，浮想联翩，“面对故人，时光不老 /依然翻出旧波涛”，回眸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诘问“伶仃洋，千百年来/你收留了太多的泪水和汗水。”在这里，“伶仃洋”既是历史中国积贫积弱的沉重咏叹，更是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见证。“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对于一个拥抱世界的民族，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诗人满怀激情地引吭高歌：“中国钢铁在海面上飞 /中华白海豚，在海水里飞 /在海上走出的中国道路”，“香港、澳门、珠海……还有更多的孩子 /他们和我们一起，把根 /都深深扎进了祖国的血脉里。”诗人从盘桓在大海之上的龙桥感受到的是“中国力量”，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铿锵脚步。这样，港珠澳大桥就不仅仅是一座物质存在，而成为“四个自信”的象征体，凝聚了中国人实现民族复兴的全部情结。这正是《南风记》所占据的时代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指出：“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如何艺术地呈现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南风记》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将审美的目光聚焦在“羊城”广州。这不仅因为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每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都扮演着历史坐标的角色，更因为她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诗人紧紧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当代广州最显著的特征，去勾勒“这座城市的面孔”。那是“你用不动声色的开放/深刻缓解了岁月成熟后 /比死亡还要浓烈的孤独和新鲜”的觉醒、是“睁开双目，为万物御寒”的温暖；是“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又总是对新生之物满怀警惕的经验”的崛起。中国大地在这里开始讲述《春天是的故事》，“每到黑夜降临，谁/就会唱起那支让乌云和飞鸟 /同时隐去翅膀的歌谣”，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人从这面窗口，触摸世界的心率，用信息时代日新月异“说服了内心平庸的冒险。”这些密集而又跳跃的意象丛林，在读者面前构建起一个诗意的世界，诠释了一座城市与人类诗意栖居的本然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她也是当代中国的影像拓片，是解读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一个文化符号，“艺术可以被确定为一种符号的语言。”从中不难发现，阎晋对诗歌时代使命的艺术自觉。

“诗性初心”不仅仅是一种使命担当，更包括对艺术“自律性”的坚守，二者构成目的与手段、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关系。《南风记》充满着艺术的想象力，湟漾着“沉吟于视听之区，流连于万象之际”的“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和“联类无穷”。那坐落在大海怀抱的“横琴岛”，让诗人透过“蕉林绿野，村庄寥落”去揣摩“事物最隐秘的部分”，从而在“时光之慢”与“时代之快”的错位审美中去聆听“一条鱼和一把琴 /正以优雅的飞翔和火热 /说出夏日和辽阔”的时代奏鸣，其主旋律是“山的名字被填成了海/海的名字被筑成了山”的沧桑巨变。这是一种“飞离在场”的联想，这把时代的“横琴”是优雅的，正以现代的、时尚的风姿拥抱着斑斓多彩的世界文明；它又是火热的，正以英雄的自信迎接着海风的沐浴。这种本体和喻体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多矢性”联系，使得诗人笔下创造的艺术形象（意象）成为经验和理性的融合体。诗人以“一艘大船，正以中国的名义/驶出地平线”的诗句，为读者创造了巨大的审美空间和哲学思考。正如艾略特所说，“诗人最后的地位，必须由他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所表现的程度来决定。”

《南风记》的诗风是现代而又前沿的。诗人追求一种不同客体、不同时空下的审美通感，以超现实的视角，用“中山、顺德、东莞”等形态各异的色块组接、叠印起穿越四十年的风雨雕塑，用“无人机、加湿器、安全椅”等密集的意象黏连起人的诗意存在的物质密度和精神高度，“紧紧贴在日常的缝隙 /让生活不断趋向饱满。”诗人撷取“工业走廊”的精彩瞬间，去礼赞“以自然为师，向大海学习”的博大情怀，品味“这些温柔的改变”，“正不断消减物理的坚硬 /并引领我们的梦想进入新的时间。”由此我想到不少曾经秉持过现代主义思维的诗人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显得茫然无措、创作乏力，甚至以为只有批判才足以标榜现代主义。《南风记》表明，一个作家、诗人，只要坚守“文以载道”的“诗性初心”，就一定能够把现代主义与文学的崇高使命统一于创作实践中，创作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精品力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