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资料图/图）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自己是新锐作家，这两年他连续出版了《青鸟故事集》《会饮记》等“闲散文章”，写作夹杂在“会议室”与“山丘”之间。无论何时何地，他的衣饰光鲜得体，在人头众多的现场，总能轻松将他区别开来。他的文字同样充满辨识度，被称为“敬泽体”。作为“前批评家”，他为我们描述了1980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学风景。

1978年，我14岁。即使我当时还小，生活在石家庄那样的城市，也能够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化。

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开始给我规划今后怎么办了。她说，不能下乡，下乡很苦，要找关系，想办法当兵。结果高考恢复了，不必下乡了，也不必想着走后门当兵了，那就考试吧。

高考很紧张，竞争是在那里摆着的，录取率比现在要低得多。但那个时候应试教育没那么发达，再紧张也不如现在紧张。我是石家庄二中的学生。高考成绩公布那天上午，我们学校的老师开始传，全省第一名可能是在咱们学校，他们很兴奋，等着看这到底是谁。下午成绩出来了，知道了那个人是我，还是有点兴奋。我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父母在等着，知道了结果，找不出什么东西，切了西瓜，庆祝了一下。

这样的成绩，肯定要报北大，肯定要上中文系。那时候，最好的学生是要上中文系的。我上大学是1980年，我们班上大概有十来个状元吧。我16岁，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那时候就想着上中文系，也没想着以后要搞文学什么的。大学四年没谈恋爱，没人跟我谈，都比我大。

当时北大校园气氛很活跃，1980年代前期，大家对未来充满了激情和行动感。不是躺在那里畅想，而是我们今天的行动可以创造未来。这是1980年代精神中非常宝贵的东西。

1984年，毕业之后，我选择了和文学相关的工作，去了《小说选刊》做编辑。尽管我没有想要成为作家，但这对我来说毕竟是一件熟悉的事。我们60后这一代人，确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生命中几乎每一个点，都踩在了改革开放的节奏上。从新时期文学来讲，1984年和1985年很重要，叫“85新潮”。你面对的是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的一次大变革。“寻根”什么的都出来了。那种身处大势之中的兴奋感，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当时的争论很多，许多事情不像我们现在想得那么理所当然。比如，《小说选刊》有一期的稿子都定了，我拿着莫言的《红高粱》去找刚刚当主编的李国文，说，应该发这个。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把一个稿子撤下来，发了《红高粱》。这样的事情，在1980年代是很常见的。许多事情从一开始不接受，怀疑和自我怀疑，到最后确定下来。就像复杂的历史戏剧一样，不是说谁对谁错，谁是改革的，谁是保守的，这个剧本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社会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博弈，才到了今天。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文学也在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比如说，现在回头去翻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那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篇之作，你可以从这篇小说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是怎么说话和怎么想事的，你就知道我们这40年走了多长的路。这个过程中，文学，特别是1980年代的文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时代发展的诸种力量中的一种。

到了1990年代，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包括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至今的结构性变化，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1980年代的一个历史结果，也是1980年代的人们满怀激情追求的一个目标。1980年代是一种绽放，繁花灿烂，从更长的时段来看，真正留下来的是花开之后的果实。1980年代文学真正的果实是在1990年代留下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堪称经典的东西，大部分是1990年代完成的，比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长恨歌》等等。

1990年代初，我到了《人民文学》工作，面对的是整个1990年代文学。在推动某些潮流和变化方面，可能做得比以前更多一些。在那个位置上，有些事情，你看得更清楚一些，你就做了。一批又一批新作家就这样推出来了。比如说，1990年代中期，特别有意识地推动一大批写农村、写底层、写乡镇的作品，当时叫现实主义冲击波。像谈歌《大厂》这样的作品，现在看来，同样有其价值。

1990年代，在文化上，是以“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始的。整个1990年代一直贯穿着这样的争论。那是一段很热闹的岁月，之所以现在听上去不像1980年代那么热闹，主要是1990年代的当事人现在还没有顾得上回忆呢。

1990年代有其内在的丰富性，我们现在是处在1990年代的延长线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从1990年代延续下来的。1980年代，很多东西还是在天上飞行的，什么叫理想主义，全是在天上飞着呢。那个时候，排了很长的队，买了一本书，然后一看，这个好，就开始飞翔，都还没落地呢。到了1990年代，开始落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真正面对真问题和真经验。1990年代是改革的深入，一直深入到个人经验里去，一直深入到对自我、对世界、对生活的基本预期里去。

在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主体，也一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看法。现代以来，文学所领受的为大家提供具有广泛共识的世界图景的职责和使命，在1990年代以后极为复杂的社会中，面临了极大的困难。

当年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现在还在做文学或者做学术的，也就四五个人吧，出国的占了多数。我是在什么地方就好好干什么地方的事儿，还真的没有认真地想过说我要干别的，比如要下海什么的，没有。

我最近策划了一个手稿展，叫做“回望手写时代”。我们古人用手写字写了五千年了，我们记忆中的伟大作品，从屈原到鲁迅，全是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可是，文学以后都没有手稿了。1980年代就是最后的手写时代。1990年代就变电脑了。这四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多少诸如此类的大变，我们身在其中，这么一轰隆就过去了。

（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14日南方周末创刊35周年特刊·南周面孔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