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吉林诗歌的传统和继承，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吉林诗歌史的根须。只有梳理与捋顺好吉林诗歌的根脉，横向的发散和纵深的发展推移，我们才能进入相对迟缓的叙述语境，才能透过喧嚣声响认识到吉林诗歌的精神胎记：吉林诗人在庸常世界中坚守的精神准则。
      与这个时代的诗人之心无关，历史终究是过去式的事物。吉林省似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诗歌小省，尽管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虽然吉林省走出了闻名全国的诗人，如穆木天、公木、丁耶，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卢萍、党国栋、丁国成、黄淮、曲有源，以至于到朦胧诗时代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虽然第一届青春诗会吉林省占有相对分量的三个名额，但是这些改变不了吉林是诗歌小省的事实。我总是觉得，面对吉林省的诗歌历史和现状，会激起我们内心思考的乐趣。这种状态的本源感知来自于我们不会盲目乐观，因为自身资历和诗歌的文化根底匮乏；还有就是我们不会盲目悲观，因为历史有那么一束光芒临到吉林。保持相对纯真、冲淡的平常之心，才会审时度势，感谢吉林诗歌现状让我们头脑清醒。
       谈及吉林诗歌的时代精神，应该首先明确我们所处于的时代。重塑时代诗歌精神需要对于历史的了解和熟稔，需要对固有的吉林诗歌的文化谱系进行梳理，也需要建立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一种相对广泛的文化认知，需要深刻的警醒，吉林的文化土壤只能长出吉林的诗歌，这种时代烙印不会在继承和发展中涂抹，反而会极具精致的穿透力。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经历过三种传统，一种是维持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的传统；二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间的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传统；三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依照这个逻辑上分析，吉林省的诗歌也经历了三种传统文化，一是从穆木天的象征派诗歌到曲有源的政治抒情诗；二是从曲有源到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的朦胧诗；三是从吉林省的第三代诗歌到后现代诗歌。20年代创造社的诗人代表穆木天是吉林伊通人，其诗歌《苍白的钟声》曾经影响了很多诗人，也使其成为了吉林诗歌历史的现代标杆。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曾称其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足可以见其影响广大。
      公木是另一位闻名全国的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其和郑律成合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激情高昂、脍炙人口，到现在也经久不衰。其后李旭、林耶、王肯、丁耶、胡昭、张天民、万忆萱、芦萍、顾笑言、中申、秋原、任晓远、韩汝诚、何鹰、姚绿野以及后来走出省外的韩笑、纪鹏、金哲、吴开晋、罗继仁、任彦芳一直都佳作迭出，老当益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了一大批诗人，如曲有源、朱雷、南永前、梁谢成、黄淮、王玎、泉声、杨子忱、张常信、海南、李占学、党国栋、赵首先、张满隆、刘家魁、苏赫巴鲁、雷恩奇、金成辉、李相珏、钱璞、姚业涌等。而后有包临轩、朱凌波、宗仁发、薛卫民、钱万成、赵培光、于耀江、邓万鹏、焦洪学、任白、郁子、刘鸿鸣、姜维青等。第三代诗人代表郭力家、马辉，民间诗人邵春光、董燃已经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后崛起的诗人如陈琛、孙学军、阿未、李晓旭、王剑、肖鹏，青年诗人董喜阳等也成绩喜人。
      谈到继承，图布有诗说：“我继承了黑色的森林”，这和眼前的现实景象与推敲细节极为相像，以吉林大地白山黑水文化为契合点，这森林与河流都是我们继承的宝贵财产。于是，继承要从诗歌的“本土性”与“现代性”开始，这似乎有点像陈先发的诗歌写作。从诗歌历史中打捞现代意识，我们只有具备“后”的准备和意识，才能走上后现代的诗歌途径。
       集体意识和地域人格是诗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诚然，诗歌创作是孤独的产物，是抵御寂寞时间的结晶，但从创作阶段的“散兵游泳”到抱团发展的“集团军作战”应该是我们持有的发展姿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需要两种途径：一是文化指引和精神引导，二是自觉意识和先天性的继承姿态。自觉地继承，自觉的完成自省与反思，以实现诗歌文本的审美价值。
      很多人抱怨吉林本土诗歌的衰退，抱怨本土优秀诗人的地域出走和精神游离，但是我想距离远没有位移重要，从地理角度上来讲，他们出走的位移并不明显。继承与发展，不是诗歌范畴的关键句，他是整个艺术发展的代名词。写作不是一种单纯的兴趣与爱好，而是我们想承担的责任和良知。诗人的社会身份从传统里一直没有被定位，从最早的巫、士、文人，到后来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吹鼓手、反抗者……现在到了我们需要弄清楚自己身份的时候，这首先是继承和理清传统的充分条件。
      加缪在文章《写作的光荣》里面提到：“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这是我参加此次吉林省“长春北湖诗会”的由衷感受，也是我的最后目的。作为最“新”的人，我们的创作要像日历一样，翻过去，一切都是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