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家奖”授奖辞

　　在1990年代中期以降的中国诗界，姜涛除了是一位优秀诗人外，还以其稳健而充满活力的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令人瞩目。他在基于诗歌史的学术研究和立足诗歌现场的批评这两个领域，都进行了富于开拓性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体现出值得称誉的独创性；它们一方面有着扎实的文献基础和清醒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显出源于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写作实践的通透。他的诗歌研究和批评视野宏阔，融开放与精微于一炉，兼具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和敏锐的现实针对性，且行文严谨而不失灵动。鉴于姜涛先生在诗歌研究和批评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特将第五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家奖颁予他以示敬意。

答谢辞：激发新诗之“新”的路径

　　在当下诗坛，各种诗歌奖项层出不穷，似乎代表了当代诗隐隐然一股复兴之势。在如此热闹、繁盛的现场，“东荡子诗歌奖”独具一格，一直秉承专业的诗歌理念，致力挖掘当代诗写作与批评深远、绵长的努力，评委会诸君的用心，实在令人感佩。前面几届获奖的批评家——耿占春、西渡、钟鸣、朱大可、敬文东，都是我所敬重的诗歌前辈、兄长，能追随他们的步履，加入到这个阵列，对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鼓励和荣幸，同时也略略安心，感觉自己选择的路径虽不一定平坦，却也并未太过偏离批评的正途。

　　从百年新诗的角度看，新诗从发生之日起，就卷入重重的矛盾、争议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锋、“中国性”与“非中国性”的冲突，仿佛挥之不去的“应力结构”，时至今日，仍潜在制约了当代诗自我意识的养成。因而，相对于新文艺的其他部门，新诗的独特性之一，就表现在它是一种特别需要自我说明、阐释、乃至自我辩护的文体，这也决定了批评的位置、功能，有效的批评高度内化于新诗的写作，一直起到了说明辩护、保驾护航的作用。在当代先锋诗歌的历史展开，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与既有文学体制、美学趣味、社会习尚的对抗中，诗人和批评家，像一对难兄难弟，一同摸爬滚打，在时代的磨砺中成长。

　　我自己的批评写作，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空气中。80—90年之交代社会文化转轨释放的心理及知识“势能”，强劲塑造了一个时期的诗歌风尚，我最初的尝试，是为了加入其中并澄清写作中遭遇的困惑、激情。后来，朦朦胧胧，感觉被前辈诗人及批评家建构出的“90年代诗歌”论述，在廓清写作前景的同时，似乎也有逐渐固化的可能，因而内在体认的同时，也试图有所质询。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获得者、诗人批评家钟鸣20多年前在其卓越的批评文章《笼子里的鸟和外面的俄尔甫斯》中，曾借解读张枣的诗歌，提出作为“笼中之鸟”，诗人只有在无边的系统内部“保持持续的警觉”，才不致被历史与语言的惯性吞噬。在我心目中，批评的位置与此类似，除了回应、肃清笼外的嘈杂非议，也有责任维护笼内一个“警觉”的位置。

　　从这一点觉悟出发，回看自己的批评轨迹，除了细读文本、褒奖强力诗人、阐发其写作的诗学意涵等“本分”之外，大致也在两个向度上有所用心：其一，对于当代诗的若干美学前提，在体认其活力的同时，试图予以“问题化”；其二，稍稍挣脱“内部”的分析视角，在稍宽阔一些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现当代诗的可能性和限度，这或许也造成了一种“历史—修辞学综合批评”的风格。这个说法由已故批评家陈超提出，而他从“历史想象力”的角度，对于当代诗的纵深观察，也为我特别关注。从某个角度说，前些年有限的批评实践，大致围绕了对这一命题的接续检讨而展开。最近编订的一本批评小集的后记，对此关注有所说明，不妨引用如下：

　　历史的“个人化”，抑或“稗史化”，之所以能成为诗坛上持久的风尚、乃至一种原则，仍不过是“时代精神”一种症候式的显现，也配和了当代文化消费的多样性需求。诗人在历史面前，扮演一种“异端”角色，这没什么不好。问题是，时间久了，“异端”的位置安全又自洽，“人性的，太人性”差不多也就成了“任性的，太任性”，免不了会造成心智的偏枯与文化整合力的缩减。一种可能的表现是，抽离了个我、他者与社会关系的艰苦辨认，缺失了内在的结构性感受，飘飘洒洒的“个人”，反倒容易被成规吸附，落入各种伦理、情感、风格的套路中。这情形，正如钟鸣解读张枣时提到的：要破笼而出的鸟儿，最后被一只只隐蔽的笼子又装了进去。这样看来，能否在社会情感的内部、在与人文思潮、公共领域的联动中，重新安排、强有力地想象“个人”，甚或决定了当代诗的前途可否长远。

　　这段“碎碎念”与其说讲给旁人，毋宁说是一种自我的提醒、勉励。现代诗学一直致力于挖掘“震惊”的美学，为现代社会提供特殊的、有关想象力的知识，但浪漫的人文主义传统静水深流、依旧在场，审美批评最终也并非隔绝于伦理批评。如何不止于“现代性”、“美学正确性”的自我玩赏，而是培养一种更广博、丰厚的心智，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批评的前景是否能多层次地铺展。

　　简言之，在百年新诗的传统内部，去说明、辩护、检讨，这是研究、批评为新诗“服务”的一种方式，在我理解中，更好的“服务”方式，不只是“生产”安全的知识，而更在于主动去生产关于危机和可能性的知识，在于通过诚恳、勤勉的工作，为新诗写作创造一种浓郁、紧张、热烈的思想氛围，这可能是百年之际维护、激发新诗之“新”的路径之一。感谢诗歌奖评委会，也让我有机会能借“东荡子诗歌奖”这个平台，将这一点点个人感受，就正于更多的诗友、同行。